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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平素的观察，一九四九年渡海来台的外省人绝少向他们的子女描述渡海期间的生活细节。大部分即使是善于回忆或描述的人只会使用较多的形容词去强调当时场面的混乱或惊险，仿佛旅程中他所看到、听到、尝到、嗅到、触到和想到的，可归于名词性的事物都在过度的恐惧中失落、淹没了。比方说，像彭师母那样会说故事的人在提到这段往事的时候也只说风浪多么多么地大、人多么多么地挤、共产党的炮弹打得离船身多么多么地近，接下来勐里一跳，就跳到船靠了岸，有小贩来卖香蕉，那香蕉是多么多么地甜，又多么多么地便宜。大家吃了个死饱，以至于日后看见香蕉又是多么多么地倒胃口。
我在年纪还很小的时节便想像：也许有一天我长大了，得找个机会仔仔细细追问一下家父家母，他们是怎么来的？坐什么船？那船有多大？形状如何？买了船票吗？船票长什么样儿？航行时间有多长？舱房里的设备呢？睡的是那种美国电视影集里出现过的吊床吗……事实上我从来没有正正经经询问过这些，或许是关于逃难这件事家里一直有种不堪回首、讳莫如深的气氛，或许是我并不那么好奇，也或许我总以为它是唾手可得的一个人生的零碎片段而未加珍视；无论何者，家父出乎我意料地主动说起来，反而不如我所预期的那样有着惊心动魄的史诗格局与壮丽景象—它充满了卑微、琐碎、令人不忍逼视凝思的紊乱细节。渡海行动本身显然就是摧毁人生记忆完整性的一个手段。
在开始叙述此一日后看来意义重大的仓促迁徙行动之前，家父伸手指了指“白邪谱”倒数第二行底端，也就是排在“项迪豪”之前的两个名字—施品才和康用才—接着那句“果然是无所遁逃于天地之间啊！”的话说下去：“这两个人，原先是我老漕帮中的光棍，是‘老爷子’跟前的扈从，辈分不算高，可资历和声望却因为是‘老爷子’家臣的缘故而非比寻常了。”
家父一向对他曾经在帮这件事守口如瓶，忽而说了这么一大串，听得我不由自主张口结舌起来。尤其是扯络上施品才、康用才这两个名字—他们不正是徐老三那张江湖图上脚跨哥老会和“国防部”情报局两个势力范围的“两位老资格”吗？当年在美满新城一巷七号顶楼上（甚至更早之前在茶园的仓库里）被孙小六打了个落花流水的不也是他们吗？
“把你和欧阳昆仑的女儿那叠子妖精打架的照片寄给我的，恐怕也是他们。”家父沉吟了半晌，抓住一只眼镜腿当摇鼓轴子似的转了起来，道：“难说他们是从你身上追出了我，还是从我身上追出了你，总之把咱爷儿俩搓成一股，想必是合情入理的。这，得从一九四九年五月底说起。”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号，台湾省主席兼警备总司令陈诚宣布全省实施戒严。戒严期间除了本岛的基隆、高雄和澎湖的马公三港在“警备总部”监控之下开放船只进出之外，其余各港一律封闭。对于当时仍身在青岛的家父、家母而言，这是一道远在天涯、毫不重要的消息，他们甚至全然无从想像，一个东南方数千里之外的小岛开始盘查出入人口的这件事同他们会有任何关系。
在那个日后看来至为重要的日子里，家父念兹在兹的一个问题其实微不足道：他究竟应该参加一个济南同乡的生日局，还是老漕帮为某重要“帮朋”所举行的接风宴。这两个应酬恰巧撞在同一天下午六点。家父若是参加后者，则必须独自前往观海山西侧、浙江路北端最高处的圣爱弥儿教堂旁某酒楼—此行极密，连家母都不可与闻。若家父参加前者，则可以携家母一同前往西镇南村路上的杏阁饭庄，之后再和那些同乡们徒步去至仅有一箭之遥的天成大戏院听戏。正由于两地相隔甚远，势难两全，家父懊恼了半日，才由家母拿定主意，谓：家父何不径自赴老漕帮之会，而由家母代往西镇南村路参加生日局，待老漕帮这厢散了，家父再往天成大戏院接家母回住处，如此安排，勉强算是两头靠岸，起码各不失礼。
孰料家父乘了辆人力车刚到圣爱弥儿教堂门前，便闪出两个疾如风、动如火的练家子，趋前对家父道：那位重要的“帮朋”人是来了，却不是来参加什么接风宴，当晚的聚会一无酒、二无肴，便餐云尔。目的只在问一个点头与摇头的“然否”。点头的即刻发给船票，摇头的当下一揖而别。家父一听这话，比没听还煳涂，忙用暗语盘问那两练家子，一连盘了十八个来回，才知对方果然是本帮光棍；一个叫施品才、一个叫康用才，并称“哼哈二才”的是也。这“哼哈二才”情知家父是“理”字辈儿的前人，在帮既久、隶籍固深，不可轻慢，是以执礼甚恭，答问亦十分详尽。然而家父一向落拓成性，鲜少过问帮中事务，也不愿意倚仗着什么资格辈分耍些不必要的派头，遂低声下气地询问起来：究竟是多么重要的关节？为什么只问一个“然否”即定去留？不料那“哼哈二才”闻言竟板起脸孔道：“人家‘帮朋’交代，凡事不必多言语。若属同门同道，自然倾心相托，在籍光棍也无不尽力帮衬。若有异心异志，便没有什么勉强共济之必要，您老就火速拿个主意罢。”
家父一听这话便纵声笑了起来，道：“岂有此理？说什么点头摇头？根本是不问青红皂白，叫人如何然、如何否？再一说：即便张某人点了头，拿了什么船票，这船票又是往何处去的？难道连问也不许问一声么？
……”言罢一拂衫袖，扭头便走；心想若是能追及先前来时所搭乘的那辆人力车，说不定还能赶上杏阁饭庄的宴席。未料偏在此际，一旁酒楼门首晃出来一条人影。此人中等身材，堪当得起虎背熊腰的形状，年约二十出头，一顶烁光油亮的脑袋更平添几许英雄精神。这人笑盈盈朝家父拱拱手，道：“久闻启京先生为人不羁、处世潇洒，今日一见，果然卓尔不群。其实今日之会也没什么大了不得的尴尬，只不过要解释起来，就嫌多余。总之眼下时局紧张，兄弟手上正好有几张船票，又听说青岛地面上有些像先生这样饱读诗书、满腹经纶的在帮前人。为了替国府积蓄些元气，也为了替贵帮保留些人才，在下才冒昧请施兄、康兄代为邀请，不知启京先生是否有意随国府一道南行，徐图大事？是以才有这没头没尾的一问—启京先生如果点了头，船票立时奉上，今夜当须起程。此去千里，自然非同小可。只是事急且密，施兄、康兄也有不得已而难言的苦衷，还请启京先生见谅。”
以家父在帮的阅历，一听便听出来，对方正是那位重要的“帮朋”。所谓“帮朋”，乃是极受庵清光棍们礼敬的一种客卿。这种人通常不在帮籍，可是却拥有崇高的地位，也享有特殊的待遇。一般说来，若非与帮中“老爷子”有十分深厚的私交，就是对本帮有过非常重大的贡献，才得跻身“帮朋”之列。这光头青年一番话说下来，似乎什么内情都没吐露，但是辞气慷慨、情意恳切，非但礼貌庄严，也显然蕴蓄着几分撼人肺腑的悃悃诚心。家父听罢点了点头，道：“可否见告，船是往哪里去的？”
“这个嘛—”那光头青年睨了睨身后那幢酒楼，道，“恕在下不方便说。非徒启京先生，即便是现下已经领了船票入座的几位也都是云山雾罩、不知究竟呢！”
“张某人身在庵清，原本不该有什么顾忌，天涯海角，也没有不可以去的所在。只不过—”家父一沉吟，道，“贱内如今在西镇南村路的杏阁饭庄，我若是就这么上船走人，委实欠缺一个交代。”
“这倒不难。施兄、康兄俱是‘老爷子’身边的行脚能人，”光头青年立刻接道，“烦他二位跑一趟，将夫人接了来，不过顷刻辰光，也就交差完事了。只恐夫人未肯轻信施兄、康兄确为先生遣使，是不是还请先生托付一个什么样的信物？他二人持物而往，也好有个凭据。”家父想了想，见那“哼哈二才”在一旁又蹙眉、又咂嘴，神情十分不耐，只好随手将一副深度近视眼镜脱下，交付二人，自便随那光头青年进了酒楼。
一顿食不知味的饭吃下来，洋钟已过九时有余。一桌人相互簇拥着离席出门，只见右首圣爱弥儿教堂前广场上炬灯闪炽，及至近前才发觉：竟然是一排四辆黑漆轿车鱼贯驶来。家父原本是个雾眼茫茫的大近视，夜暗之下更看不清咫尺之外的动静，但听那光头青年在他耳边吩咐道：启京先生但请放心，有施兄、康兄保驾，夫人一定赶得及上船，绝对万无一失的。咱们先上车往码头去罢。”
倘若家父早就知道此行的目的地是台湾，他是断断乎不会登上那其中任何一辆轿车的。我插嘴问他，是不是因为没等着家母的缘故，老人居然摇了摇头，道：“没有了眼镜，我现成是个睁眼瞎子，能上哪儿去？”
结果眼镜紧紧抓在家母手上，她和“哼哈二才”早一步已经到了码头。一见着家父的面，她浑身上下止不住地抖颤着说：“要上哪儿去怎么不早说下？我当你是叫人给架走了呢！”
家父不慌不忙戴上眼镜，四下打量了一阵，见岸边泊着艘军舰，港里船上一片灯火通明，把方圆数百丈内照耀得如同白昼一般。到这一刻，身边除了“哼哈二才”，便只同桌吃饭的十余人勉强不算面生，然而大伙毕竟互不熟识，且看起来人人灰头土脸、失魂落魄，个个儿面色黯然、神气萧索，怎一个张皇了得？再放胆往一旁睇顾，但见穿着陆军和海军制服的兵士们扛着糗粮、枪械乃至囊橐、箱笼和些装盛着不知是弹药抑或其他物事的桶具，无不龇牙咧嘴，仿佛那一身劲气早已用尽，却还在绞紧榨干地拼命，随时都要脱力倒毙的模样儿。
再过不一会儿，码头边上两排仓库大楼的巨型木门也掣开了，一辆接一辆装满辎重的军用大卡车亮着圆通通的两盏头灯驶了过来，同时早有不知打哪儿冒出来的两标劲装警卫便紧挨着外侧门框、推挡起丈许高的缠丝铁蒺藜拒马。拒马不曾架上，那围观看热闹的老百姓还只比手划脚、骑山看斗；一旦架上了，人们反而勐地慌急起来。有人不顾铁蒺藜刺钩横出，拼命往上攀爬，似乎是想要翻越到码头这边来。无奈才离地两三尺，身上已然是刮皮剜肉、鲜血喷涌。饶是如此，偏有那不知是胆大还是气倔的青年，居然逞足蛮性，自老远处飞奔近前，想要一跃过顶，然而十之*都活活挂在拒马缠丝之间，既不能上、亦不得下，任由后来想要借蔽其身躯攀爬的人抠扑践踏。倒是偶有一人勉强纵身跃上拒马顶端，双腿还未及站定，早被码头这边的警卫持长竿挥打戳刺，登时翻摔落地，自也不免头破浆出。
这厢争执越演越烈，那厢又出了事端—原来有一辆大卡车或许是负载过重之故，又或许是机械发生了故障，才靠近船舷，尚不及驶入吊车板，就失去了动力，无论如何进退不得。这一辆的后面少说还排着七八辆大卡车，如此堵塞，非但它自己上不了船，连其他各车也只能在原地空转着引擎，连一分一寸也推移不动。这倒让拒马之外的百姓们闹嚷得更凶了；有怒骂的、有嗤笑的，到头来还有欢欣鼓掌的。随即有一头戴软帽的将级军官下了舷梯，问明情由，低头沉吟片刻，遂向身边传令嘱咐了几句。那传令随即扯开嗓子冲旁侧兵士队伍以及家父这一伙人喊道：“司令官有令！码头区不得有游手闲人，各位同志一齐动手，帮忙卸货，加紧动作！”
照那司令官的意思仿佛是要先将故障的卡车上的物资以人力卸下，再由众人协力助手，把那空车推上吊车板，俾能吊上舰去。这是无可奈何之计，虽说延宕时间，却连货带车都保全了。
未料传令才下达了命令，那司令官尚未及转身离开，家父这一伙人群之中竟蹿出一条身影去—正是那光头青年。这人二话不说，三五个箭步奔至卡车车尾，反手捉住一块不知是钩是环的物事，便将整辆卡车给提拎了个双轮离地。这且不说，光头青年像是早就觑准了行进路线—但见他左腿朝前跨出个长弓步、右腿带右臂勐里拉了个弧圆，那卡车端地让他给转了个九十度的直角。说时迟、那时快，光头青年顺势缩紧身形，向前再一挣，人在空中骤尔挪出丈许远，身后的大卡车不偏不倚滑进吊车板正当央。
这一切只是弹指间事，却着实叫在场的数百千人看得个，张口结舌。拉过了那辆故障车之后，光头青年隔着几丈远的距离朝司令官拱手抱拳、施了一礼。那司令官睨了他一眼，既不回礼、也不作声，扭身扶着舷梯缆绳、径自登舰去了。
就在这一刻，方圆近里之内倏忽变得鸦雀无声了。倒是拒马外的铁蒺藜上，有一人呜呜咽咽地嘶声喊道：“尊驾既然有恁好身手，怎么不留下来打共产党？却同他们一道逃命去了！”
光头青年闻言点点头，反身朝那人走去，走到近前—距离家父不过三五尺之遥，便隔着拒马道：“阁下安知我们这艘船是逃命船而非战船呢？”
“那些个卡车上载的都是黄金珠宝，当我们老百姓不知道？”
家父原先在青岛总监部第四兵站任科长，专管大军粮秣，先前见卡车一辆辆驶过身旁，本能地留意观察一阵，看那车身篷盖遮蔽得十分严密，可深吸气勉力嗅闻，自然闻得出刺鼻的黄油味儿—不消说，车上载的俱是些大型机具，看来不是火炮便是重机枪。以此言之，拒马外这些上不了船的老百姓分明是误会或诬枉，才造出了黄金珠宝这般谣言来的。家父转念一想：也难怪老百姓要造谣滋事；倘若这一趟出航，果真有什么作战任务，则何以非徒总监部没有一声知会，却是由“哼哈二才”和那光头青年居间通报？此其一。再者，真要打起仗来，怎么还能容得家父把家母专程接到，且眼看即将随行登船？此其二。另外，就是码头上那一座可以力举万钧的吊车板了。但见它的上方是四条铰链，各有茶盅口粗细，分别扣出卡车底盘四角，吊板随即由一支屋柱般粗的钢骨撑竿向上曳引，不过几眨眼的工夫，一辆大卡车便给提拎起十几丈高，隔空兜转，犹似老鹰搏兔一样轻易地搁置在军舰的甲板之上。至于操控那撑竿和吊车板的，不过是码头上的三名士兵—其中一人双手推移着五六根铁条拉柄、另二人则奋力摇转两个径如汽车轮胎的圆形转盘，其间数十百个大小齿轮，轮轮相衔，不时发出磨合擦撞之声。这座神力无匹的机具，家父却是生平仅见，看它一无髹漆、二无批号，似乎并非军中所用的装备，却怎么在此干着运输军用辎重的活计呢？此其三。有此三疑，则又未必能说这不是一趟作战任务，因为码头上除了老漕帮相邀的这一桌十来口子没头没绪的宾客之外，几乎全数是头戴钢盔、身着军服、荷枪实弹的士兵和警卫。
经那浑身鲜血淋漓的老百姓出言激问，家父不由自主地扭头瞥一眼“哼哈二才”，那施品才似是会了意，近前两步，道：“此行极密，恐怕只有启碇离岸之后才能同您老详说究竟。这些闲杂人等的骛言乱语，就不必理会了。”
这艘军舰在子夜过后启了碇，正是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一日。家父和家母给安置在甲板上两辆大卡车之间一个约有两席大的铺位上，前后有白帆布垂覆，上方还张挂了油布篷顶；“哼哈二才”更送来被褥、锅碗和一个暖水瓶，道声：“委屈二位了。少时司令官同舰长还要召见，您老先养养神罢。”
家父和家母当时并不知道：此后整整四十年，他们再也没有机会回到这片幅员广袤的亚洲大陆之上，且终其一生，也不可能再踏上青岛这个美丽的港市。正因为对未来倏忽掩至的巨大变化懵然无所知、无所觉，家母并不以为此行有多么仓促，只道：“兵站安排这一趟出差怎么连我也差上了？”一面说着，一面还喜孜孜地笑起来。倒是家父紧锁双眉，在肚子里嘀咕着：就怕不是出差。嘴上却云淡风轻地说：
“可不？你这是头一遭上军舰罢？”
新鲜劲儿没能持续太久，倒是司令官和舰长的召见一延再延。家母曾经极其简略地告诉过我：前几天的航行比蜗牛上树还慢，人坐在三面布篷、两边车板、几乎密不透风的空间里，简直觉不出船身有一尺一寸的移动。原想若是家父能见着司令官或舰长，起码能打听出个去向和行程，不料帆布透着天光、又暗下来，暗了几个时辰、又透了天光。如此过了不知几个昼夜，除了上排水口去出恭撒尿，以及有勤务兵定时给送点饭食、热水，人就像是给囚在个地牢里没两样儿。偶尔撩起前后帆布的一角，所能看见的不外是另外两辆卡车的排气管和车头灯。只有一回变了个花样儿：送饭的勤务兵掀开后篷布，照例为了将就地形、单膝落地捧来一顶竹笼。开盖儿一看，里头是两个用大白米饭揉成的三角形饭团，还冒着袅袅的热蒸汽。勤务兵赧赧地说道：“报告夫人，今儿过五月节，船上没有当令的供应，包了几个菜饭团，算是粽子了。您二位慢用。”篷布一掩上，家母的泪水落了下来，回头跟仰脸缩身躺在前侧的家父说：“咱们这是逃难了不是？”
端午节当天夜里，那久候不至的“召见”终于到了。家父随着一名穿海军制服的传令在迷宫也似的船舱里绕了不知多少圈，来到官厅，门开处，里头坐着站着一桌子人，舰长当首座，一旁是挂着将星的司令官，司令官下首还有两个同司令官一样穿陆军制服的校官，两校官面前是厚厚的几叠有如名册、表格之类的文卷，桌子的另一侧则站着那光头青年和“哼哈二才”。官厅狭仄、人气熏腾，照说要比甲板上暖和，可家父一进门却不由得倒抽了口冷气，当真是满室冰霜、一阵肃杀。
“张科长来了。”司令官转脸冲舰长道，“张科长是第四兵站的文职军官，和之前那些个光棍、空子之类的人物不同，是不是让张科长坐着说话？”
舰长的军阶其实还低些，不过在船当家，另有一番威严的客套，随即答道：“但凭司令官安排。”
没等家父一*股坐稳，司令官冲口迸了一句：“张科长！四兵站那边说你休假在身，可有此事？”
“报告司令官：是有半个月的假。”
“什么时候销假啊？”
家父屈指一算，答不上来了。
“是昨天、还是前天哪？”司令官有个挤眉弄眼的习惯，说话声音一大，挤弄得就更厉害，有如《安天会》里的美猴王一般。看来他根本就没有要家父答复的意思，接着喝道：“大军正在和匪全线作战，张科长修（休）的哪一门子的瓜架（假）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