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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楚郢都人，芈姓，同楚庄王为叔侄关系。
终楚一世，仅有彭仲爽和吴起两个外姓做过令尹。贤明如楚庄，也没能够突破宗法制的藩篱，晋国大夫士会曾经评价楚国用人制度：‘其君之举也，内姓选于亲，外姓选于旧。’
楚王在挑选人才的时候，在同姓人中，首先选比较亲近的人；在异姓人中，首先选旧臣的后裔。
当然，晋国用人制度比楚国也好不到哪去。
我们先看看辅佐晋文公的第一批六卿。
狐偃，姬姓，狐氏，字子犯，大戎（今山西交城）人。
先轸，姬姓，先氏，曲沃（今山西闻喜）人。
胥臣，姬姓，胥氏。
栾枝，姬姓，栾氏。
郤缺，姬姓，郤氏，冀（今河津范家庄一带）人。
赵衰，嬴姓，赵氏。
就一个嬴姓，其余全部属于晋国公族。
往大了看，晋国历代将佐共有72人，除了臾骈、箕郑父和屠击3人外，余下69人均来晋国六卿十一个家族。
十一个家族中，狐氏、先氏、郤氏、胥氏、栾氏、韩氏六个家族属于晋国公族（姬姓），智氏、中行氏、魏氏属于周室公族（姬姓），只有祁姓（范氏）和嬴姓（赵氏）两个外姓。
《国语·晋语·文公修内政纳襄王》中说的很明白，晋国用人制度是：‘昭旧族，爱亲戚，明贤良，尊贵宠，赏功劳，……友故旧。胥、籍、狐、箕、栾、欲、柏、先、羊舌、董、韩，实掌近官。诸姬之良，掌其中官。异姓之能，掌其远官。’
说白了，晋国任用官吏与楚国大同小异，都遵循着‘昭旧族，爱亲戚。诸姬之良，掌其中官。异姓之能，掌其远官’的宗法常规。
显而易见，这种用人制度造成的弊端是显而易见——容易形成家族势力，架空国君权利，甚至颠覆国之根本，比如楚若敖氏之乱、三家分晋、田陈代齐等等。
我突发奇想，如果任用六亲无靠的外国人士在本国做官，不世袭世爵，便不会‘聚亲在朝’，更不会纵容家集团的出现了。
并且，我还认识到一点，任何霸业的竞争，都是人才的竞争，如果我尊贤尚功，从天下招贤为卿，以客礼待之，不论是从国家方面考虑，还是从君主方面考虑，这种制度无疑都是极具优越性的。
最重要的一点，在秦国，宗法观念比较淡薄，推行客卿制度障碍较小。
于是，我敢为天下先，克服重重阻力，大胆任用百里奚、蹇叔、公孙支、由余、孟明生、白乙丙、西乞术、丕豹、内史廖、士会、伯乐、九方皋等宗族之外或本国之外的大量人才。
事实证明，我这一步走对了：内修国政，教化天下，‘发教封内，而巴人致贡；施德诸侯，而八戎来服’，‘益国十二，开地千里’，关中得以大治。
不仅如此，客卿制度甚至影响到了秦国后期的统一大业：卫鞅入秦，变法图强，从此称雄诸侯；秦惠王用魏人张仪连横诸侯，破了苏秦的合纵，东取三川，西并巴蜀；秦昭王用魏人范雎，远交近攻，蚕食三晋，削弱楚国；秦始皇用楚人李斯，吞并六国，统一天下。
‘（秦）卒之所以兼天下，诸人之力也。’也许，客卿制度才是我留给秦人最宝贵的遗产。”
评委：“‘一官之任，以一味协五味；一国之政，以无味和五味。’无味和五味，指的是水以无味，故甘、酸、苦、辛、咸等五味皆能与其和。
如果为君者，能体会为政之平淡、清静、无为，‘得其精而忘其粗’，便能使百官各施其用，拱己身而南向为王。
不正是理想中的尧舜圣君吗？
秦穆公治国有方，是一个非常有作为的君主，任何优秀领导者的品质都能折射其身：内政修明、励精图治、抚定内外、好贤求治、节俭爱民，使一个世人眼中粗鄙好斗的半野蛮秦赢小国，变成显赫一方的西方霸主。
奈何其国太小，进出中原通道又被晋国牢牢钳制，秦穆公对于中原的影响有限，所谓的霸主也只局限局部而已。唯一的功绩便是稳定了周王室的西方边陲，并且殉葬贤良又为其失分不少。
但，秦穆公灵活大胆的客卿制度，奠定了秦国统一大业的根基，还是将其纳入霸主候选。
综合评分：
德：★★★★
能：★★★★★
勤：★★★
绩：★★
廉：☆
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天选之子，晋悼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