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嗟远山的担忧不无道理，真正的动乱还没有来临。
这场忽如其来的乱局中，之前泛滥的各种思潮加上闽城特殊的阶层结构，让这场忽然烧起的火焰很可能席卷一切。
而半年多前召开了扩大会议的、对未来的构想最激进的墨党，在这场变革中如果不分裂，那就只能成为刹车而不是油门。
这是城市，不是农村。
于是既有对旧时代的愤恨，也有对新时代的恐惧。
闽城占据绝对主力的市民阶层中，超大半数是小生产者，真正的无产者雇工数量并不多，那些刚刚从农村走入城市在收容工厂中挖河的那批人，他们现在还是更喜欢土地，还需要很长时间适应新时代。
这一次议事会一直在讨论的税制改革，受益最大的是那些小生产者，受损最大的是那些旧时代的专营权、包税者。
而那些吃相难看的投机商、粮食商，也在这十多年中积累了中底层足够的怨气。
对小生产来说，他们梦想的社会永远都是公平的劳动换来公平的交换，他们的恨意更多地集中在那些粮食商、投机商和那些包税专营者的身上。
各种乱七八糟的捐税、商品税，让消费主力的小生产者极为不满，尤其是在经济学说开始剖析内在问题之后，这种不满也就越积越深。
任何一种商品税，最终都会加在商品的价格之上，交税的看似是商人，实际上却是那些大量的消费者，然后这些包税和专营商再用交的这些税换来特权和不平等的票权。
事实上土地问题和减租减息的问题，在闽城并没有造成太大的反感，居住在闽城的许多地主已经完成了转型，加上他们可以靠捐钱之类获得一些免税权，这件事对他们影响不大。
墨党的宣传更是将矛头在无证据的情况下直接指向了那些税制改革中利益受损的人，相当于直接让小资产阶级成为了最愤怒的那个阶层，成为了在利益上最好的同盟者。
专营权问题也是一样，许多资本眼巴巴地盼着专营权，就算得不到也希望能够自由竞争，里面的利润太大。
本该最愤怒的失地者和涌入城市的农民，因为墨党的“收买”政策，让他们暂时有份糊口的工作；工厂制下的雇工连票权都没有，他们只能把诉求放在墨党的代理人身上，同时暂时他们也是只和工厂主争取利益、加上大量的失地者涌入和新机械的改进，让一些非熟练工也能干很多工作，让一部分雇工忙着成立抵制新人的小团体，他们有组织但也最容易被墨党控制住。
因而最容易失控的那部分人，则是极端激进空想派的小资产者。他们向来富有激情，也同样对税制改革感触最深，同时除去一部分水力工厂竞争的行业，其余行业这些年的日子因为贸易等问题过得还不错，所以他们对旧时代的残余也就最愤怒。
赚的钱多了，物价却也在上涨。
钱赚得多了，自然会认为是新时代带来的好处。
物价在上涨、税不改，自然会认为是旧时代残余的坏处。
事实上白银流入、大量出口、生产力提升减去出口额赶不上白银流入的速度、农村土地没有完成资本主义改造导致的农产品没有最大规模的融入市场，这才是大头的原因。
可这些人未必这么想，而且这么想太遥远，远不如将问题都推到税制、投机商身上更简单，当然他们的吃相也的确太难看，还没学会怎么吃得优雅。
愤怒，未必发生在最穷最苦的地方。
愤怒，往往发生在半明半暗的地方。
明亮之处，已经触摸到，于是一切好的都归于明，即便很多人竭力想让他们理性思考，但做起来很难。
阴暗之处，已经感受过，于是一切不好的都归于暗，即便很多人竭力想告诉他们这暗一直如此，可激情与明亮让他们想要反抗这黑暗。
除了切身利益相关外，他们身上特有的那种狂热性，也让他们很是具有一种想做拯救者的浪漫气质，更是催生了诸如正义激进青年社团这样的组织。当然，他们的激进为墨党的一些缓和政策提供了机会。
而墨党暂时还没有遇到一场真正的大屠杀，所以党内的温和派、理想派、幼稚派们成群结队，还没有出现一场屠杀把他们杀醒悟或是把温和派都杀绝的时候，暂时还有继续改良为资产阶级民主站台的机会，直到屠刀降临那一刻。
在嗟远山签名盖上印章的三封文书刚刚传到闽城大街小巷的时候，名义上因为暴力炸弹袭击官员而被取缔合法活动资格的激进正义青年社团立刻发表了一篇声明。
“激进正义青年社坚决支持国人平叛，并在此发布声明：”
“此次叛乱和军事政变的幕后指使者，即便是都城的‘大人物’，如果不能受到正义的审判，本社团将伸张此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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