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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平时闷葫芦的我，怎么在这个陌生人面前这么多话？是我对画家都有种亲切感吗？
他始终沉默着“，沙沙”地画画，让我想起中学时候画石膏像的感觉。
忽然，我问他：“你叫什么名字？”“高凡。”“你是怎么开始学画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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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月后，高凡在公安局的审讯室里是这样交代的——高中美术老师姓白，那年不到三十岁，体形瘦长，身高差不多有一米八。他的皮肤白净，眼镜隐藏目光，很像那时流行的裴勇俊。他不是本地人，师范大学美术系毕业后，被分配到这个终年愁云惨雾的小城。
除了文森特·凡·高，白老师是高凡唯一崇拜过的男人。而文森特·凡·高也是白老师唯一崇拜过的男人。
高一那年的美术课，老师抛开课本，单独讲了半个钟头凡·高，幻灯片依次放出《吃土豆的人》《夜晚咖啡馆》《十五朵向日葵》《星空》《割耳朵后的自画像》《麦田群鸦》。
两个月后，美术课交作业，白老师收到一幅临摹凡·高的《开花的杏树》。天蓝色背景，灰绿色枝丫扭曲伸展，配着无数杏黄色的花朵……虽然临摹的质量低劣，大多数花朵都是模糊的，相较原作，比例也有很大问题，不过，白老师喜欢，尽管是幅水彩画，乍一看竟有中国画的感觉。作业没有留名字，美术老师好久才找到临摹者——二班最不起眼的高凡。
那个周末，白老师邀请高凡去他的画室里玩。所谓“画室”，其实就是单身教师的宿舍，散发着浓重的颜料气味，堆满了各种画画的工具，还有未完工的半成品，好多幅都是临摹凡·高的向日葵与麦田。
高凡说他的画是自学的，就是把别的男生用来打游戏和泡妞的时间，用在了素描和水彩上。白老师夸赞他有画画的天分，送给他一套全新的颜料，并给他恶补了一些基本功。
“凡·高是二十七岁以后才开始画画的，你才十六岁，真的不算晚哦。”白老师这样对高凡说。
从此，高凡常来教师宿舍，跟白老师学素描与水彩画，隔一年就进阶到了油画。年轻白净的美术老师与男学生往来过密，自然引起风言风语——特别是暗恋他又宅腐的女老师们。
到了高三，大伙儿都忙着高考，早把美术老师忘得一干二净，除了决定报考美术学院的高凡。
因为，高凡从卡门嘴里打听到，自己竟跟凡·高有相同的太阳星座与月亮星座，这让他激动得几天睡不着觉。
当别人在晚自习和请家教补课，他却在白老师的画室里拼命画石膏像，补齐素描基本功。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有天晚上，白老师含着一根烟，看着窗外屋檐下淋漓的春雨。
白老师的家乡在新疆，父母是生产建设兵团的，偶尔会说起天山脚下的麦田，准噶尔盆地的向日葵，太阳底下大片大片的金黄，像无数蛋饼煎得焦黄，鲜艳得要刺瞎眼睛。但他没来得及告诉高凡，因为在这里的气候带是见不着的。
“去哪里？”高凡放下8B的铅笔，走到老师身前，细长的脖子上有颗尖尖的核桃，雨滴落到嘴边茂密的绒毛上。
“不知道，这个鬼地方，总是要离开的吧。”白老师有些感冒着凉，鼻子塞着，声音嗡嗡的，像是从地底发出的。
三个月后，高考结束，白老师真的消失了，再没回来过，顺便带走了高三女生卡门。至于高凡嘛，早早被美术学院拒之门外。幸好他父母准备好了后路，给他填报了一个本省的大专志愿，还是装修设计专业的，也能用到画画才能。
高凡依旧在阴雨绵绵飘满榕树根须的青苔校园里。他常给同学们画像，运气好的话能赚些零用钱。暑期，他会独自去省内的旅游景点，看到有人支着画架给游客画像，大多数拙劣到不堪入目，但依旧有傻瓜愿意掏腰包。
毕业后，他没找过工作，而是拿起画笔，在街头给人画画挣钱。他先去武夷山，画了两个月，赚的钱，除了填饱肚子，还不够买颜料的。等到赚够了火车票的钱，他终于冲出福建省去了三清山，然后是庐山、衡山、黄山、莫干山……广东汕头海边的旷野中，他画过堆积如山的电子垃圾，如同凡·高旋转的麦田和橄榄树。他有时住在桥洞底下，民工就成了模特儿，不仅收不到一分钱，还被人骂有病。他被煤矿的保安打过，打到胃穿孔躺在医院里，兜里没钱被扫地出门。数九寒天的时候，他想要上华山“论剑”，半道几乎被冻死，跟几十个流浪汉挤在一块，靠烧垃圾取暖才活下来。
高凡的父母嘛，只知道儿子去了北京，在装修公司做设计师，每月收入八千元，但要付掉五千元的房租。
今年春节，高凡决定到这个国家最繁华的城市来试试运气。他用了两个星期，走遍上海的大街小巷，也去过外滩之类的旅游景点画像，每次都被人赶走，直到来到长寿公园——在路口的拐角，有个捧着吉他的流浪歌手，唱Beyond的《光辉岁月》，然后是《喜欢你》，直到《海阔天空》。他站在歌手对面，白痴般地看了一下午。夜幕降临，歌手背着吉他包退场，广场舞的大妈上台，在钢琴键盘喷泉平台俯冲轰炸《最炫民族风》。有人支起简易卡拉OK，五首歌收费十块钱，附近的保安、民工、大妈、闲得蛋疼或喝醉了的白领，都趋之若鹜地排队唱歌，从走调天王到水房歌神，整条路都在开演唱会。
在长寿公园的一个角落，高凡在纸上涂抹颜色，有对面的两栋高楼，有傍晚时分的树影，有奇形怪状的雕塑，还有慢慢爬上天空的新月。
他找了附近的群租房，有个六平方米的小格子间，是卫生间改造出来的，有个狭窄的气窗，只能打开三分之一，可以瞥见楼下长寿公园的一角。
每天午后，他都会搬两个小板凳，坐在公园的雕塑前面，立块“素描人像，每幅一百元”的牌子。第一天没有任何人来；第二天他做了一笔生意，画了个中年大妈；第三天是周末，连续画了五个：两个月没开单的房产中介小伙子、对面“外婆家”午休的厨师、被爷爷奶奶带出来轮滑的小朋友，还有一对早恋的初中生。
高凡慢慢认识了几个朋友，同样在长寿公园讨生活：卖体育彩票的、地摊卖黄碟的、摊大饼的、收破烂的……要是他一天赚到了几百块钱，就会留出二十块钱请大伙儿吃烤串。
三个月前，还是长寿公园的午后，高凡默默在画架上涂抹颜料，有只涂着粉色指甲的手指，伸到了他的眼前。顺着纤细的手指，骨节微微突出的手腕，光滑白皙的胳膊，接着是一双乌黑的眼睛。春风席卷北方的沙尘阴霾而来，扬起乌鸦翅膀似的长发，而她一身红裙宛如突发的火灾。
卡门。就算分尸剁碎了，烧成灰冲进抽水马桶，再分解成各种基本元素，高凡还是能一眼认出她来。
“没想到还能在这里看到你！”卡门说，“多年不见，别来无恙？能为我画像吗？”
“嗯。”“给你一百块要不要？”“不要。”
这个午后，无比漫长。高凡的手臂有些僵硬，素描笔不断地在纸上刷着，勾画卡门的双眼。浅一点，再深一点，再细一点，又粗一点，换了从2B到12B的铅笔，直到这眼睛栩栩如生，乌黑得宛如刚出过事故的煤矿，不忍直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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