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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西周对于中华文明的意义,是相当于希腊之于西方文明的。只不过借用马克思的说法,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我们民族则是早熟的儿童”。因此在各自的童年时代,当然会表现出不同的气质。

这是下一卷要讲的。

[1]该书原名《走出美学的迷惘》,花山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后更名为《黄与蓝的交响》,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一作者邓晓芒。

[2]请参看拙撰《论中国文化的精神》,收入《中华文化研究》一书,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3]王国维称,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殷周制度论》);杨向奎称,没有周公,就没有礼乐文明和儒家思想,中华文明就会是另一种精神状态(《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陈来称,今天所谓中国文化”,其基因和特点有许多都是在西周开始形成的,西周文化和周公思想形塑了中国文化的精神气质(《古代宗教与伦理》);启良称,周公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先祖”(《中国文明史》)。

[4]周人重德,文献中屡见不鲜,如《尚书》之《泰誓》、《康诰》、《酒诰》、《召诰》、《多士》、《君奭》、《立政》,频繁出现德”字,《诗经》和《左传》也有类似观念。商人讲德,见《尚书·盘庚》。但此文系伪造,不足为凭。

[5]明清时期的天坛,东西长1700米,南北宽1600米,总面积272万平方米。紫禁城南北长961米,东西宽753米,总面积72万平方米。天坛占地面积大约为紫禁城的四倍。但紫禁城的建筑物比天坛多几十倍。文献记载中,长安天坛也是皇宫的四倍。

[6]1949年10月2日,胡风在《人民日报》发表长诗,题目就叫《时间开始了》。至于中华文明真正开始的时间,当在西周。之前,应看作序曲。

6. 细节</h2>

细节很重要。

重要是不言而喻的。这不仅因为细节决定成败,也因为本中华史追求的叙事方式,是希望能像纪录片《我们的故事:美国》一样,做到大历史,小人物”,有宏大格局又非宏大叙事。只有这样,历史才会是生动鲜活、贴近人性的。

然而做起来却其实很难。因为所谓二十四史”,基本上是帝王家谱”。小人物的故事,上哪儿找去?事实上,本卷提到的那个爱国贼”南蒯,便已经是能够找到的最小的小人物了。作为季孙氏大夫的家臣,他根本就没资格树碑立传。能留下姓名已是万幸,哪里还能指望随处可见?

看来,也只能依靠直觉和灵感,但更重要的还是要有这个意识。有此意识,便总能在宏大叙事中发现漏网之鱼。

其实爱国贼”南蒯这个人,是我在读杨宽先生《西周史》时发现的;而第二卷《国家》中古希腊那个卖香肠的”,则是读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时发现的。该书只是把《阿里斯托芬》这部讽刺喜剧的片段,作为链接附在正文旁边,我却认为大有文章可做。通过吉尔伯特·默雷的《古希腊文学史》,我查到了《骑士》公演的时间是在公元前424年,于是很快就在《史记·赵世家》中找到了东周晋国的故事。那个莫名其妙被杀的倒霉鬼,虽然是君之子”,却名不见经传,也是小人物”呢!

但,一个卖香肠的”,一个掉脑袋的”,搁在一起好玩极了。希腊民主制和西周封建制的比较,更是意味深长。

实际上西周对于中华文明的意义,是相当于希腊之于西方文明的。只不过借用马克思的说法,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我们民族则是早熟的儿童”。因此在各自的童年时代,当然会表现出不同的气质。

这是下一卷要讲的。

[1]该书原名《走出美学的迷惘》,花山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后更名为《黄与蓝的交响》,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一作者邓晓芒。

[2]请参看拙撰《论中国文化的精神》,收入《中华文化研究》一书,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3]王国维称,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殷周制度论》);杨向奎称,没有周公,就没有礼乐文明和儒家思想,中华文明就会是另一种精神状态(《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陈来称,今天所谓中国文化”,其基因和特点有许多都是在西周开始形成的,西周文化和周公思想形塑了中国文化的精神气质(《古代宗教与伦理》);启良称,周公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先祖”(《中国文明史》)。

[4]周人重德,文献中屡见不鲜,如《尚书》之《泰誓》、《康诰》、《酒诰》、《召诰》、《多士》、《君奭》、《立政》,频繁出现德”字,《诗经》和《左传》也有类似观念。商人讲德,见《尚书·盘庚》。但此文系伪造,不足为凭。

[5]明清时期的天坛,东西长1700米,南北宽1600米,总面积272万平方米。紫禁城南北长961米,东西宽753米,总面积72万平方米。天坛占地面积大约为紫禁城的四倍。但紫禁城的建筑物比天坛多几十倍。文献记载中,长安天坛也是皇宫的四倍。

[6]1949年10月2日,胡风在《人民日报》发表长诗,题目就叫《时间开始了》。至于中华文明真正开始的时间,当在西周。之前,应看作序曲。

6. 细节</h2>

细节很重要。

重要是不言而喻的。这不仅因为细节决定成败,也因为本中华史追求的叙事方式,是希望能像纪录片《我们的故事:美国》一样,做到大历史,小人物”,有宏大格局又非宏大叙事。只有这样,历史才会是生动鲜活、贴近人性的。

然而做起来却其实很难。因为所谓二十四史”,基本上是帝王家谱”。小人物的故事,上哪儿找去?事实上,本卷提到的那个爱国贼”南蒯,便已经是能够找到的最小的小人物了。作为季孙氏大夫的家臣,他根本就没资格树碑立传。能留下姓名已是万幸,哪里还能指望随处可见?

看来,也只能依靠直觉和灵感,但更重要的还是要有这个意识。有此意识,便总能在宏大叙事中发现漏网之鱼。

其实爱国贼”南蒯这个人,是我在读杨宽先生《西周史》时发现的;而第二卷《国家》中古希腊那个卖香肠的”,则是读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时发现的。该书只是把《阿里斯托芬》这部讽刺喜剧的片段,作为链接附在正文旁边,我却认为大有文章可做。通过吉尔伯特·默雷的《古希腊文学史》,我查到了《骑士》公演的时间是在公元前424年,于是很快就在《史记·赵世家》中找到了东周晋国的故事。那个莫名其妙被杀的倒霉鬼,虽然是君之子”,却名不见经传,也是小人物”呢!

但,一个卖香肠的”,一个掉脑袋的”,搁在一起好玩极了。希腊民主制和西周封建制的比较,更是意味深长。

实际上西周对于中华文明的意义,是相当于希腊之于西方文明的。只不过借用马克思的说法,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我们民族则是早熟的儿童”。因此在各自的童年时代,当然会表现出不同的气质。

这是下一卷要讲的。

[1]该书原名《走出美学的迷惘》,花山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后更名为《黄与蓝的交响》,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一作者邓晓芒。

[2]请参看拙撰《论中国文化的精神》,收入《中华文化研究》一书,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3]王国维称,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殷周制度论》);杨向奎称,没有周公,就没有礼乐文明和儒家思想,中华文明就会是另一种精神状态(《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陈来称,今天所谓中国文化”,其基因和特点有许多都是在西周开始形成的,西周文化和周公思想形塑了中国文化的精神气质(《古代宗教与伦理》);启良称,周公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先祖”(《中国文明史》)。

[4]周人重德,文献中屡见不鲜,如《尚书》之《泰誓》、《康诰》、《酒诰》、《召诰》、《多士》、《君奭》、《立政》,频繁出现德”字,《诗经》和《左传》也有类似观念。商人讲德,见《尚书·盘庚》。但此文系伪造,不足为凭。

[5]明清时期的天坛,东西长1700米,南北宽1600米,总面积272万平方米。紫禁城南北长961米,东西宽753米,总面积72万平方米。天坛占地面积大约为紫禁城的四倍。但紫禁城的建筑物比天坛多几十倍。文献记载中,长安天坛也是皇宫的四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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