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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欲克定西南，自然不可能尽用地方之兵，狄青所在的奉圣军，被抽调西南，他又随左厢被调至曹克明麾下听用......
西南之后，狄青的伯乐就变成大汉天子了。但是，即便后来成为刘文济亲自提拔寒门将领中的典型人物，在狄青发迹之前，予其助力的，依旧是军功勋贵们。
在大汉帝国的军事体系中，勋贵们掌握的是上升通道，牢牢占据的是中高层的位置，而在帝国军队的基层，并非一潭死水，也不是所有勋贵都是那般狭隘、自私。
再说回滇黔之乱，朝廷为了平定，也付出其极其昂贵的代价，前后动用军民三十万，靡钱一千余万贯，耗粮两百余万石，费时三年有余。
战争对于中央帝国来说，是一件越来越昂贵的事情了，而这么多人物力，直接用于剿贼平乱的，实则不足三成，剩下七成，都投入在维系战争的各项后勤损费上了......
在滇黔平乱事宜上，曹玮在战略上采取了“军事为主，政治为辅，徐图缓进，逐个击破”的方针。毕竟是在枢密院掌握军令多年的大臣，眼光很高，视野很广，深明战争其手段本质。
因此，平叛过程中，在很多地方，甚至采取军事威胁在前，政治招抚为主，利益收买在后。事实上，所谓滇黔连叛，只是此乱分布范围很广，参与势力很多，造成的恶劣影响很大，但也不是全道举众皆叛。
至少，官僚官军还是坚定地忠诚于朝廷，或者说忠诚于自己的权位与利益，汉族豪强们不可能与蛮夷一条心，浑水摸鱼的行为或有，但不可能一条路走到黑，尤其在朝廷大动兵之后，很多汉族豪强、地头蛇都主动参与到平乱中来，出人、出钱、出力，协助王师剿贼。
甚至于，如善阐、理州这些地区的土司们，也没有跟着那些穷蛮夷、苦哈哈造朝廷的反，他们处在州府的核心统治圈里，受到的影响更大，汉化更深，更加明白朝廷之强大与“底线”之道理。
同时，在帝国的统治下，在与汉族的交流之中，他们获取的利益还是比被剥削的要多，因此，这部分土司，造反的少，观望的多，等到王师入滇，箪食壶浆，向导引路者，甚众。
如此多种因素，三方合力，滇黔之乱虽然持续了些年头，但其结局是注定的。这与帝国朝廷掌握强大的实力，以及数十年汉化之成果，是分不开的，这是大势。
再说军事上，曹玮将“步步为营”玩得是炉火纯青，几路人马在他的整体调度下，以一种很从容的姿态与秩序，一步步地清剿叛贼。
滇黔是一盘棋，落子之前，则先把棋盘外的干扰因素给清除了，曹玮自领军定剑南南部，折惟昌安湖南，曹克明平广西。待到外围肃清戡定，兵马集聚，粮械牲畜齐备，方才正式向滇黔大进兵。
在进兵的过程中，曹玮还将很大一部分军力、民力，用在后勤之保障，道路之开辟平整上，力度强度之大，传到京畿，还引起了一些怪话。说曹枢密率领朝廷十万大军，几十万民，费着国家百万粮饷，到西南修路去了。
虽然靡费巨大，场面难看，且非议众多，但交通的巩固，也是滇黔能够顺利平定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而战争期间的道路工程，在乱事平定之后，很多都升级成为官道大路，成为连接滇黔州府的通衢。
滇黔的交通，几乎被曹玮给整个做了个升级，对内交通大利，对外联系紧密，对滇黔乱后的恢复发展，起到了巨大促进作用。
滇黔之乱，持续反复，一直到建隆十三年初春，腾冲地区最后一股叛军被汉军歼灭，方才正式宣告终结。这场乱事，对滇黔二道来说，毫无疑问是一场全方位的剧烈破坏。
经济瘫痪，百业萧条，由战争的关系，物资转运艰难，城市虽然大多保持着防御安全，但饿死者甚众，使得二道出现了一波庞大的“离城潮”。
人口的损失，则是肉眼可见地严重的，但由于滇黔人口本身的模糊性，具体死了多少人，很难算清楚。但从建隆十五年二道上奏给户部人口籍册来看，比起乱前，在册人口少了三十多万。
而在滇黔山林之间，也出现了大量蛮寨夷楼的废墟，空无一人，阴森可怖，这些在叛乱之前，不说人烟辐辏，至少炊烟不绝。
几十年下来，朝廷在滇黔二道册封了194家土司，等到建隆十三年，只剩下61部了，消失的一百多家，不是被朝廷平乱大军摧毁夷灭，就是在乱事中被其他土司吞并了......
满目疮痍，一地鸡毛，滇黔之乱的最终恶果，但也不是没有一点积极意义。至少，一场轰轰烈烈的大洗牌之后，社会资源得到重新分配，社会矛盾得到缓解，随着对新土司册封的展开，朝廷对滇黔的掌控实则是加强了的，汉文明对当地的同化进一步加深。
滇黔一稳，整个西南又可再得几十年安宁时光......
另外，这场大乱，也导致大量部族人口南流入蒲甘、安南二国，对二国之统治造成重大影响。安南那边自不必说，出兵剿灭，但剿而不尽，渐渐与当地融合，成为活跃在广南西道与安南边界的一股不安分势力。
至于蒲甘国那边，基于反汉立场，那些人迅速与已经式微的蒲甘国联合起来，与临海国对抗，使其又苟延残喘了一些年。
后来，又因为土地、部族之矛盾，权力之斗争，导致二者决裂，一番拼杀之后，蒲甘国竟为其所灭。当然，临海国最终捡了个便宜，趁机一统缅甸地区，完成开国君主刘文海未竟之事业。
但那些已经扎下根来的“理族”，虽然臣服临海国，但始终是其北患，活跃在云南与临海边界山地，持续上百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