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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过去的几年，两股势力都开始不安分了，河湟地区吐蕃诸部的斗争愈发频繁激烈，相互吞并，旧有的秩序开始紊乱了。陇右道官府不无作为，也曾派兵镇压，但只收一时之效，渐渐的，河湟、青唐之情状，也上达天听了。
曹利用西行前，刘文济还专门召见他，请他吃了一顿酒，并难得动情与他追忆当年往事。最后，方才表露，朕有意君臣之谊长久，然你过去的表现，令人失望。
你虽然年逾六旬，但老骥伏枥，青唐不是善地，戎狄不可轻定，倘若能够幡然醒悟，追旧志，立新功，克定河湟，东京昭烈庙，西京功臣阁，仍不失一席之地。
辞驾离宫之际，曹利用的眼眶依旧是红润的，皇帝交心之言，对他来说，是大有触动的。曹利用少立大志，要报效国家君王，虽然骄矜猖狂，但他对刘文济的忠诚却是矢志不渝的，以情性烈，在遭贬之际，已存死志。
而刘文济一番话，不只打消了他原本的“计划”，还让他认真反思己过，牢记初衷，誓要抚定青唐，还河湟关山安宁，以报皇帝知遇之恩。
从曹利用身上，能够充分体现出“过而能改”、“有志不在年高”的道理。自西赴青唐，曹利用便将全身心投入到对当地部族的招抚平定中，政治上分化拉拢，军事上严厉打击，将余生的时光，尽数付出在高原之上。
在他巡抚青唐的几年间，先后将李立遵、温逋奇两部制服，夷其族，散其部众，进一步加快了青唐地区的汉化程度，也为后续更加繁荣活跃的青唐茶马经济打下了雄厚基础。
曹利用最终也是在巡视海西地区时，中风而亡，就和离京时刘文济与之的约定那般，低头而走，昂首还朝，昭烈功臣，位居其间，长享香火。
......
曹利用之后，刘文济又以殿中监萧恭任兵部尚书，拜相，对于这个出身契丹、才干卓着的股肱之臣，刘文济谨慎地用了二十年时间，方才大大方方地将其扶上政事堂的高位，任其发挥才能。
从张俭、曹利用，再到萧恭，也彻底形成了文臣主掌兵部的习惯，当然，这三者都不算单纯的文人，都是熟知武略的文臣。
建隆十七年夏，丁谓罢相。名义上是因疾以本职致仕，实则是有人匿名举报，将丁谓早年党同伐异，迫害忠良，奸伪祸国的一些罪行举报，再加上皇城司那里保存的一些丁谓黑料，两相结合，刘文济对这个老臣也不再容忍了。
当然，最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丁谓也犯了和王钦若当年一样的忌讳，交结内宦。不过，丁谓这个人实在是聪明，也很会揣摩圣心，自被皇帝召进宫一番“特殊”的问对后，隔日他便又病倒了，并上表乞骸骨。
这个时候，丁谓已经不惦记尚书令的职位了，即便内心是那般地不甘与慨叹。但是，他也十分清楚，再不急流勇退，连家族兄弟子侄的富贵荣华都保不住了。
另一方面，他既无法，也不愿像曹利用那般，到大西北去吃苦。相比之下，带着点遗憾离开朝堂，退出历史弄潮第一线，将希望寄托在后人身上，未必就是坏事。
十七年秋，随着工部尚书王增被委派两浙道布政使，曾经鼓吹封禅的三名大臣，都从帝国中枢去职，这也算是皇帝刘文济的一种表示吧。
十八年，随着盐铁使吕夷简升任财政使，河东道布政使李昭贤升任都察使，刘文济统治晚年时期的政治格局，正式形成。
建隆十八年的皇帝刘文济，已经六十岁了，不管是作为皇帝，还是单纯作为一个人，都不可避免地迎来最后的时光。
附：建隆十八年大汉帝国诸相——中书令许昌王刘曜、尚书令（首相）陈尧佐、尚书仆射张俭、吏部尚书张士逊、枢密使折惟昌、财政使吕夷简、都察使李昭贤、兵部尚书萧恭、礼部尚书朱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