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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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是这样的，在我们家里任何人都不敢去爱另外一个人。我的父亲和母亲过着一种理想的”婚姻生活，令人厌恶的生活。他们从来就没有提高嗓门说过话。总是说，亲爱的，你想干什么？亲爱的，我能为你做点什么？他们就是这样生活的。我不知道他们是否生活得很糟糕，还是生活得不够好。我的父亲是一个傲慢且虚荣的人。我的母亲是一个市民阶层，以这个词语最深沉的意义来解释的话，就是责任和审慎。他们就像经常举办的某种超越人类仪式中的神甫和信徒那样对待他们的生活与死亡，对待他们之间的爱，以及对我的养育和教导。在我们家里一切依据仪式来进行，早餐和晚餐、社交生活以及父母和子女的接触——我想连他们两人之间的爱情，或者被他们如此称唿的，也只遵循超越他们之上的一种礼节。如同必须经常对任何事情做出汇报一样，我们严格按照制订的计划生活着。最近，为了种族和民族的幸福，伟大的人民重新制订了四年至五年的计划，并且用残酷无情和杀人放火的手段来实现，并不顾及公民的意愿。对他们来说，个人感觉是否良好，是否感到幸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四年至五年计划的实现，能够使普通百姓、民众或民族变得繁荣、幸福。在过去这段时间，此类事情有很多。所以，我们的人生也是这样过活，按照一个不是四年或五年计划，而是四十年或五十年计划，完全忽略相互之间及我们自己的幸福。因为仪式、工作、婚约和死亡，所有这些都具有其更深层的意义，那就是，家庭和市民阶层秩序的维护和幸福。
如果我回顾自己的童年，在每一段记忆的最深处，我都能找到这种折磨人的、阴郁的目标意识。我们干着苦役，干着富裕、优雅、冷酷、无情的苦役。我们必须去拯救某种东西，每一天，必须用我们所有的行动来证明某种东西，也就是，我们是一个阶层，是市民阶层，是守护者。我们要做的一件重要事情是，必须展示地位和格调，不能向本能和贱民的叛乱让步，不能退却和惊慌失措，不得放任个人幸福的欲望。你问，这种举止是自觉的吗？……我还没有讲，我父亲或母亲每个星期日都在家庭的餐桌上发表讲话，阐述五十年的家庭计划的大纲。但是我甚至不能说，我们被迫臣服于形势和出身这种愚蠢的强制之下。我们清楚地知道，生活交给了我们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拯救的不仅是房子、美好的生活方式、息票和工厂，还有曾是我们生命更深层的意义与要求的这种抵抗。这种抵抗是对世界上庶民势力的抵抗，因为它想腐蚀我们的自我意识，时时引诱我们伤风败俗。我们要通过这种抵抗战胜所有反叛的企图，不仅在外部世界，也在我们自己体内。一切都很可疑，都很危险。在国内我们也要保障娇气、无情的社会结构的顺利运转，采用与对待欲望一样的方式对世相做出判断。对我们的愿望进行检审，对我们的喜好进行克制。要做好一位市民需要持续不断的努力。现在我所谈的是那类具有创造性和自卫能力的人，并不是巴结权贵向上爬的平民，这些人只想活得更舒适更潇洒而已。我们并不想活得更舒适更富足。在我们的生活态度和生活习惯的深处，存在着某种潜意识的自我否认。我觉得我们有点像僧侣、某类异教徒或世界秩序的捍卫者。他们根据某种誓言和制度恪守着秘密和规矩，当这一切受到威胁时，人们对此发誓效忠。我们就这样醒来，就这样出门，每星期去一次剧院、歌剧院或国家剧院，客人们和其他市民们都身穿深色礼服，坐在会客室或烛光映照下摆放着珍贵银餐具和瓷盘及丰富食品的餐厅里，他们在那里交谈，谈论不可能比这更空洞、更多余的话题，不过这种肤浅的交谈也有其深刻的意义。就像野蛮人之间用拉丁文交谈一样，在礼貌的措辞、漠然而空洞的争论和随感之外，在大脑活动和集体闲谈之余，大家聚在一起交谈的意义还在于，市民阶层的成员们聚在一起出席某种仪式，某种高贵的集会，在这种场合，他们使用加了密码的语言——因为他们总是在谈论别的话题——打赌并证明，他们要在反叛者们面前保守秘密，恪守协约。我们就是这样生活的。相互之间也总是要证明什么。我十岁的时候就已经充满自我意识，不动声色、机警又自律，就像大银行的总裁那样。
我看你充满好奇地在听我讲。你不了解这个世界。你是一个创业者，你在家里是头一个学这门课的开拓者，是第一个在社会阶层中向上攀登的人……你心中只有雄心，我内心只有回忆、传统和责任。大概你也听不懂我说的话。你别生气。
好吧，我就把我所知道的都讲给你听。
家里总是有一点阴暗，那是一栋被花园包围的漂亮住宅，而且经常被重建和翻修。我在楼上有一间自己单独的房间，我住在那里，保姆和家庭教师则住在我的隔壁。我在童年和青年时代从来就没有单独一个人住过。在家里就如同后来在大学里那样被教导着。他们要驯服我内心的那头野兽，驯服一个男人，使他成为一名良好的市民，完美地展示他的本领。也许正因如此我才渴望阴暗，并以执着的力量寻求孤独。现在我独自生活，有一段时间我连男仆都没有雇，偶尔会有一名女帮佣来我这里，但只有我不在家的时候，她来为我整理房间，清除垃圾。我身边终于没有别人监视我、注意我和管我了……你知道吗，生活中也存在巨大的满足与快乐，只是来得太晚，而且是以畸形和突然的方式不期而至，但不管怎么说它还是来了。当我在这个家里，在我父母的房子里，在经历了两次结婚和离婚之后孤身独处时，有生以来我第一次感到可悲的轻松，我终于达到了某个目标，获得了我想得到的东西。你知道，就像一个被判终身监禁的犯人突然获释，由于他在监狱中表现良好而受到赦免……几十年来，他第一次在睡觉的时候用不着再害怕那些在夜间巡逻时透过牢房的监视窗窥探他的看守们……人生也会赐予人这样的快乐，为此必须付出很多，但最终还是会赐予你。
快乐，当然不是一个完全准确的词……人总有一天能够安静下来。这时，他不再渴望快乐，也不再感到自己遭到特殊的欺骗和掠夺。有朝一日，人会清醒地看到，他得到了一切，惩罚与奖励，得到的数量是按其功劳来计算的……这就是全部。这不是快乐，这是默认，是理解，是镇静。这些也到来了。但需要付出极高的代价。
我跟你讲，在家里，在我父母的房子里，我们几乎是自觉自愿地按照自己被分派的角色来扮演公民。假如要我回想童年生活的话，我看到的是阴暗的房间。房间里摆满了精美的家具，犹如一家博物馆。房间里不断有人打扫。有时使用嗡嗡作响的电动器械，窗户全部敞开，打扫房间的人是从外面雇的专业人员。他们通常隐形无声，几乎总是这样，悄然走进来一个人，也许是仆人，也许是某位家庭成员，一进屋就立刻动手干活，掸掉钢琴上的灰尘，从头到尾擦一件家具或整理窗帘的饰穗。他们永远在保护着这座家宅，好像这里的一切，家具、窗帘、画卷等都是某种陈列品，是博物馆的馆藏，是文物，是某种需要经常保护，修缮和保洁的东西；在屋内你要踮着脚尖走路，在这些尊贵的艺术品之间无拘无束地来回走动和大声说话是不合时宜的。窗前挂着很多窗帘，这些窗帘即使在夏天也能吸收掉太阳的光线。大吊灯高高地悬挂在天花板上，八个灯泡的光线无目的地播洒在房间里，在半明半暗的房间里，所有的东西都被笼罩在朦胧之中。
墙壁上有一个玻璃柜，里面装满了东西，无论是仆人还是家人，从它前面经过时，都会怀着崇敬的心。任何人都不曾亲手拿过其中任何一件东西，任何人都不曾近距离看过其中任何一件物品。橱柜里有镶金边的维也纳风格的陶瓷杯，中国花瓶，骨瓷绘画杯，完全不认识的外国淑女和先生们的肖像，谁也没有用过的象牙扇，精巧的金银铜器皿、茶壶罐和动物雕塑，从来没有使用过的碗碟。一个柜子里存放着银制品”，就像约柜里珍藏的圣卷。这些银制品平日从不使用，就像不使用锦缎台布和细瓷一样：我们珍藏着所有东西，根据秘密的家规，只有当遇到令人不解、出乎想象的重大庆典时，我们才会布置一个二十四人座位的大桌子……但是，这样的情况从来没有发生过。当然，也会有客人来我家做客，这时就会把银制餐具、锦缎桌布以及瓷器和水晶器皿拿出来使用，午饭或晚饭都要认认真真地根据仪式进行，仿佛人们坐在这里主要并不是为了吃饭和交谈，而是要完成一项最复杂的任务：也许是在交谈中不要犯任何过错，也许是千万别打碎一个盘子，一只杯子……
你在你自己的生活中也会了解一些实际情况；现在我所谈论的正是这种感觉，这些感觉是我在童年以及后来的成人期，在这个家里，在我父母的家宅里获得的。的确，客人们或来用晚餐，或来登门拜访，我们住在这幢家宅里，也使用它”，但在日常生活的背后，家宅还有更深层的意义和任务：在我们的心里要像把守一个要塞般地护卫它。
我对我父亲的房间始终保留着不可磨灭的记忆。这个房间是长方形的，像是一个大厅。厚重的东方情调的门帘遮挡了大门。墙壁上挂满了不同风格的绘画作品。有的画是用金框镶起来的珍贵名画，有的是从未见过的陌生森林或东方码头，有的是身穿深色服装、留着胡须的上世纪的陌生男子肖像。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摆着一张巨大的办公桌，那张桌子被称为外交官桌”，足有三米长，一米五宽，桌上摆放着地球仪、铜质蜡烛台、铅质墨水瓶架、威尼斯的真皮文件包、各种祷告用品及一些零碎东西。在一个圆桌周围摆放着一圈带扶手的皮椅。壁炉檐上摆放着一对正在搏斗的铜铸公牛。在书柜上面摆放着许多铜制雕塑，骏马、老鹰和一只半米长、纵身腾跃的老虎。沿着墙壁摆放的玻璃门书柜中摆满了书籍。这里面有许多书，大概有四五千本，准确数目我也不清楚。文学作品摆放在单独的书柜里，另外还有宗教、哲学和社会学书籍，用蓝色帆布装订的英文哲学作品以及各种系列丛书。这些书都是从代理商那里买来的，实际上谁也没有阅读过。我父亲只喜欢看报纸和阅读游记。我母亲也看书，但她只看德文小说。书商定时寄来新书，这些书就堆放在那里。男仆每隔一段时间就向我父亲要来钥匙，把堆集成山的新书码到书架上。书柜必须仔细关好，大概是为了保护书籍。实际上是为了阻止某人把书取出并翻开它，发现并了解隐藏在书中的那些神秘而危险之物。
这个房间被称为我父亲的书房。在这个书房里，自打有人类记忆以来就没有任何人工作过，其中我父亲最少。我父亲在工厂工作，下午去赌场，混在工厂主和资本家中间，沉默地打牌，阅读报纸，讨论商务和政治问题。我父亲是一位聪明的务实派，是他把我爷爷的一间作坊发展成一家大企业。在他的手里，这个作坊变成了全国一流的工厂之一，这需要实力、计谋、无情和远见。总而言之，在通常情况下，要干一番大事业，需要有一个人坐在楼上的一间办公室里，用他的嗅觉和经验来决定在其他房间和大厅里的人们如何去干活。在我们的工厂里，我父亲在他的办公室里坐镇四十年。人们尊重他、害怕他，商业界非常尊敬他。毫无疑问，我父亲的商业道德、见解，对金钱、工作、利润、财富的态度与商业同行和社会对他的期许完全相同。他是一位有创业精神的人，不是一个冷酷、心胸狭窄，只认钱并榨取雇员血汗的大资本家，而是一位有担当精神和创造才华的人。他尊重劳动，尊重能力，敢于给有才干的人支付更高的工资。不过，也存在着另一个联盟，我父亲、工厂和协会——在我们家里，他遵循一种仪式性的东西，而在外边，在工厂里，在外面的世界，他遵循的则是另一种更为严格的神秘盟约。在协会里，我父亲是创始人之一，这个协会只接纳拥有百万以上财产的人，而且人数只有两百，一个不多。如果某一位成员病故，对新成员的选择非常严格和挑剔，就像法国科学院选举院士一样选择一位百万富翁去填补那个空位。所有这一切，选拔方式和选拔结果，尽可能秘密进行。这两百个人感到，即便他们没有贵族头衔和称谓，他们也拥有权力，这个协会或许比一个政府部委还重要。他们还拥有另一个看不见的政权，有时甚至当局也不得不和他们谈判协商。我的父亲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在我们家里，每个人对此都很清楚。我总是心怀虔诚、情不自禁地走进这间书房”，站在那个自从人类有记忆以来就不曾有人在上面办过公的外交官桌”前。每天早晨，男仆都会进来掸除灰尘，并细心地整理桌上的古董和文具。我站在那里凝视着那些留着胡须的陌生男子肖像。我在心里想象着，这些目光锐利、表情严肃的男人们在他们的时代，或许也曾是这个制度严格的两百人协会的会员，就像我父亲和他的朋友们那样：他们掌控着矿山、森林和工厂，在生活和时间的背后有一项不成文的协约，那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用血缘签订的永恒盟约，这些人比其他人更强大，更有权势。我带着骄傲和不安的心情，想着我父亲也属于这个永远拥有权利的特权阶层，我被一股折磨人的雄心激励着，期盼有朝一日自己也会在这个令人自豪的协会里占据我父亲的那个位置。五十年之后我才知道，我不是他们中的一分子，去年年底，我终于退出了这个社交圈。我是在我父亲去世后被选进这个协会的。我辞去了在工厂中担任的职务，我退出了”所有那些人们常说的商务活动”。当然，在那个时候，我还不会知道这个结局。所以，我瞠目结舌地站在圣殿的门口朝内凝望，逐字拼读那些谁也没有阅读过的书籍的书名。我隐约怀疑，在庄重的形式和堂而皇之的表面背后，有某种难以察觉、受到严格律法规范的事物，而且不可能以其他形式发展，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是如此；不过以后也许不会再有那么完美的秩序了，尽管谁都没有提起过它……每当在家里或在协会里谈到工作、金钱、工厂及两百万人社交圈时，我父亲和他的朋友们就会出人意料地保持沉默，目光严肃地投向前方，然后开始谈别的话题。这里有一个界限，你知道，一道看不见的围栏……这你当然知道。既然我已经开了头，那就让我告诉你吧，我想把一切都如实道出。
我不能说我们的生活是冷酷的，没有一丝亲情和温暖。例如，家庭的节日总是细致、精心地度过。我们家每年都要过四到五次圣诞节，这些节日并没用红笔圈在年历上，但标注在我们家不成文的格里历[26]日志中的这些日子，甚至比复活节和圣诞节还要重要。我说得不对，因为我们家也有印刷的年历：一本皮革装订的册子，里面准确地记载着每个人的生日、结婚日和祭日，记得那么细致，或许连户籍登记处都无法永远这样保留公民的姓名。这本册子，这本族谱，这本黄金书，不管你怎么叫它，总是由一家之主负责掌管。这本册子是我曾祖父在一百二十年前购买的。我的曾祖父是我们家族第一位着名的组建者和发展者，他是奥尔福尔德大平原[27]的一个磨坊老板，是他第一次将名字写进这个镶金边的黑色皮革封皮的本子里。他就是约翰·尼斯，磨坊创建者和老板，他还获得了贵族封号。
我儿子出生后，只有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我也在这个本子上记录下什么。那个日子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是一个美好的日子，二月底，阳光明媚。我从医院回到家，慌乱又幸福，面对一辈子只有一次的这种幸福时刻——我的儿子出生了，我感到筋疲力尽，瘫软无力……那时我父亲已经过世了。我走进了书房；我跟父亲一样，平时也很少在这里工作。我在外交官桌”最下面的抽屉里找到了这个带扣袢的本子。我打开它，拿出钢笔，非常认真地写下每一个字母，我写的是：马提亚斯一世，随后是年月日和时间，这是一个值得庆祝的伟大时刻，一个真正的节日。这是何等虚荣、何等庸俗的人类情感！我感觉到，我的家族将延续下去。突然感到，一切都变得富有意义，工厂、家具、挂在墙上的画和存在银行的钱都拥有了意义。我儿子将会占据我在家里的位置，占据在工厂和两百人协会中的位置……然而，结果并非如此。要知道，这件事让我思考了很久。当然，孩子，继承人并不一定能解决个人生活里的深层危机。的确，现实就是这样，问题是人生并不知晓任何的规律。我们还是别谈这个话题了。我们刚才说到哪儿了？对，我们在谈阿尔多佐·尤迪特。
我们就是这样生活的，这就是我的童年。我知道，比这更坏的也有，但一切都是相对而言的。
我们庆祝节日，特别是家庭的节日。我父亲的生日，我母亲的命名日，以及其他类似的、神圣的家族节日，节日里充满了无数的礼物、美妙的音乐、丰盛的家宴和闪烁跳动的烛光。在那些日子里，保姆认真地打扮我，给我穿上蓝色天鹅绒的水兵服，脖子上是镶花边的衣领，你能想象，就像一位英格兰小勋爵。这些都是按照规定完成的，就像在军队里一样。毫无疑问，我父亲的生日是最重要的节日。在这种时候，我们还要学习背诵诗歌，宾客们都聚集到会客室里，大家都穿着节日盛装，神采奕奕。仆人们怯生生地吻我父亲的手，假装喜悦地向他表示祝贺，我不知道他们会说些什么话。大概是说，他们是仆人，我父亲不是。总而言之，他们吻了他的手。随后是丰盛的午宴和晚宴，漂亮的餐盘和罕见的银质餐具被从家族宝库里取出来。亲戚们都来了，按照为尊贵富有、德高望众的一家之主祝寿的规格，毕恭毕敬地赶来为我父亲庆生。当然，在他们的心里充满了嫉妒。我们是家族中最富有、最有地位的一支。穷亲戚们每月都能从我父亲那里领到一定数额的金钱，就像养老金一样，每个月都有固定的份额。不过他们私底下总是互相抱怨，嫌自己领到的那份太少。有一位年长的亲戚，玛丽娅姑妈，抱怨我父亲出于怜悯给她的救济金实在太少，以至于在家族节日时，总是拒绝走进餐厅，拒绝坐在布置好了的餐桌旁。她总是说：对我来讲，在厨房里就已经很好了”，或者，我一会儿在厨房里喝杯咖啡就行了”。每次我们都不得不把她硬拉进餐厅，安排她坐在主位上。要想满足穷亲戚们的欲望和要求非常困难，实际上根本就不可能。也许，容忍一位近亲获得事业上的成功是需要胸怀的，需要一种超凡脱俗的伟大胸怀。大部分人都没有能力做到这点，当他们觉察到家族其他成员出于讥讽、愤懑和反感而联手对付一位事业有成的家庭成员时，如果谁对此表示愤怒，那他肯定疯了。由于家族中总会有一个人有钱、有名望、有影响，其他人就会嫉恨这个人，然后抢劫他。我父亲知道这些，就给他们一些钱，他认为该给多少就给多少，冷漠地对待他们的敌意。我父亲是一个坚强的人。钱没有把他变成一个多愁善感或有犯罪感的人。他清楚地知道，自己该给谁多少钱，绝对不会多给。他最喜欢说的话就是应该给他”或者不该给他”。他在做出这个决定之前经过了深思熟虑。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就像法院判决书一样板上钉钉，不容置辩。他一定也很孤独。为了家族的威望，他被迫放弃了自己的许多愿望和兴趣。虽然如此，但他成了一个内心强大的人，维持着家族真正的平衡。每当我母亲或其他某个家庭成员经过复杂的交谈或暗示之后，为了家庭某个人的利益向他提出某种请求时，他总是在经过长时间的沉默后才说：不该给他。”不，我父亲并不是吝啬鬼，只是他对人有清楚的了解，而且知道什么是金钱，仅此而已。
敬你一杯。
这是很棒的葡萄酒，老兄。要酿出这么好的葡萄酒，需要花多少的心思和精力啊！窖藏的时间也刚刚好，六年。这无论对狗还是对葡萄酒来说，都是一个最好的年份。超过十六年的白葡萄酒就毁了，会失去色泽和香味，变得像玻璃瓶一样死气沉沉。这是我刚从鲍道乔尼[28]的一家葡萄园主那里学到的。假如一个故作懂文化艺术的人请你喝年份非常久远的葡萄酒，千万别动心。什么东西都需要学习。
我们说到哪儿啦？对了，说到了金钱。
请告诉我，为什么作家们要以那么肤浅的方式看待金钱？他们每个人都热衷于描述爱情和崇高、命运和社会，唯独不谈金钱，好像它是一样没用的东西，是一件舞台道具，是为了演戏而被放在演员口袋里的购物券。事实上，金钱要被超过我们认知的更大张力围绕着。现在我所说的不是富贵”与贫穷”，不是理论上的基本概念，而是金钱本身，是那种平日用于流通的东西，那种比炸药更具爆发力和巨大危险的特殊物质；我说的是我们赚来或尚未赚来的那十八或三百五十潘戈，我们将它送给别人，或拒绝从别人或自己那里接受它……作家们对于这些从来都不曾描述过。每日生活中的焦虑，全都围绕着这些可怜的金钱进行，日常的阴谋、暗算、出卖、小小的英雄行为、放弃、自我否认或牺牲，都可能由于这三百五十潘戈而演变成一场悲剧，或者，生命本身以某种方式解决这种焦虑。文学将财富作为一种阴谋来描述。说的也对，从这个词更深层次的含义来说，确实如此……但是无论在富人还是穷人中间，存在的都是个人与金钱的关系，是在金钱面前表现出的个性妥协或英雄主义抗拒——事实上，这都不是用大写字母书写的金钱”，而是在某个早晨、下午或晚上积聚起来的金钱总额。我父亲是富有的，他尊重钱。他拿出一个潘戈就像拿出一千个潘戈一样，都要经过深思熟虑。有一次他谈到一个人，说无法敬重他，因为那人已经年过而立，但仍然身无分文。
这个说法令我震惊，我感到既残酷，又不公平。
可怜的人，”我试着为那个人辩解，可这并不是他自己造成的呀。”
不对，”我父亲非常严厉地说，是他自己造成的。他既不残疾，也不是病人。如果一个人四十岁时还没有根据自己的情况赚到能足够煳口的钱，那他不是懦夫、懒汉，就是个无赖。我瞧不起这样的人。”
你看，我已经年过半百，正在老去。晚上失眠，无法入睡，夜里大部分时间都睁着眼睛躺在黑暗的床铺上，好像一个实习死亡的初学者。我想，我了解真相，我为什么要欺骗自己？……我不欠任何人任何东西。我只欠自己一个真相。我相信，我父亲是对的。年轻时我并不理解他，那时我认为，我父亲是一位既无情又严苛的有钱人，钱就是他的上帝。他错误地以挣钱的本事来衡量一个人。我鄙视这种见解，我认为他心胸狭隘，缺少人味。但后来随着时光流逝，我必须要学会一切，学会爱情、亲情、胆识、懦弱、真诚等所有的一切，也要学会挣钱。
现在我理解我父亲了，再也不会因为他的严厉责怨他了。我明白了，他看不起那些既不是病人，也不是残疾人，年过四十的懦夫、懒汉和无赖，是因为他们不去挣钱。当然不是要挣很多钱，因为要挣很多钱需要运气的帮助、绝顶的聪明、野蛮的自私和盲目的偶然。但就一笔小钱而言，依靠自己的力量，任何人都可以在生活与环境所提供的可能范畴内挣到，只有那些在某些方面软弱或胆怯的人才会错过机会。我不喜欢那些多愁善感的美丽灵魂，他们一听到指责就抱怨世界，抱怨恶劣、残酷、自私的世界；他们认为是这个世界不让他们在人生的黄昏住进美丽的住宅，在夏日的黄昏中手提喷壶、穿着拖鞋、头上戴着草帽在自己的花园里散步。世界对所有人都是险恶的。他给予过的，马上或稍后就会索要回去，至少会试图索要回去。人的英勇精神在于，他会保卫自己和家人的利益。我不喜欢那些总爱指责别人的无病*者，冷酷而贪婪的有钱人，无情的创业者和那些不允许把梦想变成小钱的野蛮、粗鲁的竞争。只要生活需要，你就该变得更强悍一些，更无情一些。这就是我父亲的道德标准。因此，他不尊重穷人——他不尊重的并不是那些不幸的大众，而是那些没有足够力量和才干从人群中脱颖而出的人。
你会说，这是多么无情的观点呀。我很长时间也是这么认为的。
但是现在我已经不再这样想了。通常情况下，我不再表达任何看法。我只要活着，思考着。这就是我所能做到的一切。是的，我一生中从来没有挣过一分钱。我只是在保护我父亲和祖先留给我的遗产。保护钱财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总有一种巨大的力量在向我所有的财产发起攻击。我在跟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敌人搏斗，但实际上我已经不是创业者了，我和钱已经没有真正、直接的关系了。另一方面，我是倒数第二代人，只想正直地保护自己所得到的东西。
我父亲有时也议论穷人的钱。他不是根据数额多少而去尊重金钱。他说，一个在工厂做一辈子工的人，最后用一分一厘积攒起来的存款买了一块地，盖了座小房子，有一个果园，自食其力；在他看来，跟任何一位名将相比，这类人都是更伟大的英雄。他尊重穷人中那些身心健康、毅力超群的佼佼者，虽然他们的机遇非常少，但是他们能以勤奋、顽强的努力从世界财富中获取到什么。他们将双脚牢牢扎根在那一小片土地上，用很少的钱盖一栋小屋遮挡风雨。他尊重这些人。除此以外，他看不上任何人和任何物。有的时候，当人们在他面前讲述某个穷人悲惨无助的命运时，他会耸一耸肩膀不屑地说：他是个废物！”
说老实话，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都是一个吝啬的人。就像所有自己不能创造或获得财富的人一样，我扮演的角色也是保护自己从生活和先辈那里继承下的遗产。我父亲不是个吝啬的人。他只是简单地尊重金钱而已：他干活，攒钱，到了某个时候，他会沉着、镇定地把挣来的钱全都花出去。我曾看到我父亲开出一张一百万的支票，以简单而果断的手势递给对方，就像给侍者小费那样。工厂发生了火灾，保险公司不予赔偿损失，因为火灾的原因是操作不慎。父亲需要做出决策：是重建工厂，还是关掉工厂，平静省心地靠利息度日？他当时已经不年轻了：年过六旬，他完全有理由不再重建工厂。他即使不工作也能生活，能在晚年惬意地散散步，看看书，出去旅游，开开眼界，但是他毫不迟疑地跟承包者和外国工程师达成协议，开出了支票，只用一个简单的动作，就把所有钱递给了工程师，由他负责建厂。他是对的。我父亲两年以后去世，工厂至今还矗立着，运转着，做着有益的工作。这就是人生的最高意义：在身后留下一些对世界和人类有用的东西。
只是这对创业者自身并没什么帮助，你是不是这样想的？……我知道，你想说的是孤独。深深的、强烈的孤独，它困扰着所有创业者的心灵，就像大气环绕着地球。是的。一个有事要做的人是孤独的。也不能完全肯定地说，孤独就是一种折磨。因为近距离地跟人接触，所谓社交生活，会让我感到更加痛苦；痛苦并非来自真正的孤独。有一段时间，我感到孤独就是一种惩罚，就像把一个孩子关在一间黑屋子里，而成年人在另外一间屋里谈笑风生。后来，有一天我们也长成了成年人，这才知道，孤独是人生中一种自觉的独处，而不是惩罚，不是受伤者和患病者的退隐，也不是怪癖，而是作为一个人生活的唯一、真正的存在状态。知道这些后，就不会那么困难地忍受它了，你会感觉自己唿吸着清新的空气，活在一个辽阔的空间里。
我父亲就是一个这样的人。我们家的世界就是这样的。金钱、工作与秩序，这就是市民阶层的世界，好像所有这些——家和工厂，都已为永恒的生命安排好了未来，甚至连生命之外的工作和节庆也都被规划妥当。我们家总是安静的，我也很早就适应了这种安静和沉默。话多之人，总在试图隐瞒什么；沉默之人，心里肯定坚信着什么。这也是我从父亲那里学来的。但在童年时代，我深受这种教导方式的折磨。我感到我们生活中总是缺少些什么。你会说，缺少爱情……准备牺牲一切的爱情。你知道，这话说起来很容易。后来我才知道，这种解释是错误的。在生活中，被不正当的爱所伤害的人，要比死于中毒、车祸和肺癌的人的总和还要多。人们用爱互相残杀，就像用某种看不见的致命射线进行杀戮。人们总是想得到更多的爱，想得到全世界的柔情。他们期望赢得所有的感情，试图从他们周围的环境中吸取生命能量，以巨大植物干渴的贪婪从周边的沼泽和土壤中拼命地吸吮所有力量、湿气、香味和光线。爱是极端的自私。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很多人遭遇过爱的恐怖，而未受到致命的伤害？环顾周围，透过窗户向外张望，注视人们的眼睛，倾听他们的抱怨，你在所有地方都会发现同样绝望的焦虑。他们无法忍受周围环境对爱的要求。他们能忍受一段时间，讨价还价，之后疲惫不堪。接着出现胃酸增多、胃溃疡、糖尿病、心脏病和死亡。
你看到过和谐和平静吗？……你是说，在秘鲁，见过一次对吗？……有可能吧，大概在秘鲁。但是在这里，在我们国内，在温带气候下，这种奇异的花是不会绽放的，有时虽然能冒出花蕾，但很快就会凋萎了，或许是无法忍受这里的文明气氛。拉扎尔说过，机械文明也会在传送带上制造人类的孤独。他还说，即使帕甫努提乌斯[29]身处沙漠，在圆柱顶端，头发上落满鸟粪，他都不会像那些生活在百万人口大都市的人们在星期日下午，在人群之中，在咖啡馆和电影院里感到的那样孤独。拉扎尔也是孤独的，但是以一种自觉的方式，就像修道院里的修士一样。有一次，某人曾靠近过他，他马上离开了。这一点我比他和想要接近他的那个人知道得更清楚。但这些都是私事，你所不了解的陌生人的事，我无权跟你谈论他。
总之，我们家里也笼罩着一种崇高、阴郁和庄严的孤独。童年时代的孤独就像对一个悲伤、可怕的梦魇的回忆……你知道，就是考试前所做的那些令人忐忑不安的梦。在家里，小的时候，我们也要为某种常规、揪心、紧张而危险的考试做准备。这种考试就是市民阶层的身份。我们不断地死记硬背，拼命重复课文。每天考试都会从头再开始一遍。在我们的言行和梦幻中都充满紧张。我们的四周充满孤独，我们的仆人和那些短暂踏入我们家门的人，比如送包裹的邮差，都能感觉到这种孤独。我的童年时代和青年时代都是在挂着窗帘的阴暗房间里度过的。十八岁时，由于孤独不安的等待，我已经疲惫不堪。我希望遇到什么哪怕是不太合乎规则的人或事。我等了很久才等到这一天。有一天，阿尔多佐·尤迪特步入了这种孤独之中。
我来帮你点烟。你怎么能忍受跟香烟的这场战斗？……我受不了，已经放弃了。我不是放弃了烟，而是放弃了战斗。人应当思考一下，值不值得为了多活五年或十年而戒烟，或者把自己交给这个令人羞耻又微不足道的恶习，虽然它会杀死人，但在这之前，它以一种使人镇静或感到刺激的特殊物质来充实你的生活。过了五十岁后，它将成为生活的一个严肃问题，我用冠状动脉痉挛和不放弃吸烟应对，直到死亡对这个问题做出最终的回答。我不会放弃这苦涩的毒药，因为不值得。你是说，戒烟不是很困难吗？……当然不那么困难。我也戒过，而且不止一次，一直到我认为不值得为止。说来说去，戒烟不过是度过一个不点烟的日子而已。有一天，人会知道，他经受不住什么。你要是需要麻醉剂，那就花钱去买，就这么简单。对此，人们会说：你不是英雄。”我回答说：有可能我不是英雄，但我也不是胆小鬼，我有勇气以我自己的激情活下去。”
确实，我就是这样想的。
你一脸疑惑地看着我。我知道，你是想问我，是不是我在任何方面都总有胆量体验自己所有的激情？比如对阿尔多佐·尤迪特？……是的。我已经证实了这一点。我已经付了账，走过了柜台，正像路边咖啡馆里人们常说的那样。我失去了我人生中的平静，以及另一种属于另一个人的平静。更多的也无法做到了。现在你想问，这值得吗？……这是一个没必要回答的问题。不能用商业智慧来评判生命中的重大选择，这不是值不值得的问题，而是一个人必须要完成某些事情，因为命运、形势、性情或分泌腺都在命令你这样做……所有这一切可能会集中起作用……这时不要胆怯，尽管行动起来。这是唯一算数的一件事，其他的都是理论。
是的，我就这样做了。
我来告诉你发生了什么事。有一天上午，阿尔多佐·尤迪特来到我家，出现在那所阴暗、豪华的家宅里，她就像民间故事中穷人家的女孩一样，手上提着一个包袱。民间故事里的描写，通常来讲都很准确。我刚从网球场回来，站在前厅，将球拍扔在一把椅子上，我站在那里觉得很热，正想把打球时穿的针织衫脱下来。就在那一刻，我察觉到在半明半暗的前厅里，在哥特式椅子前站着一个陌生女人。我问她在这里做什么。
她没有回答，从眼神里可以看出她很惊慌。那时我想，肯定是新的环境使她害怕，我注意到她那身女佣的打扮。后来我才明白，令她惊慌的既不是豪华的家宅，也不是年轻少爷的归来，而是别的什么事情，是我们的邂逅，她遇见了我，我打量她，在我们之间发生了什么。当然，我也感觉到有什么事情正在发生，只是没有那么强烈。女人，像她这样倔强而且直觉敏锐的女人，比我们男人们更准确地知道，什么是重要和决定性的瞬间；而我们男人总爱错误地理解重要的相遇，爱用别的事情解释它。这个女人在那一瞬间就清楚地知道，她遇见了我，这个人将跟她的生活有着命中注定的联系。我也知道这一点，但我还是同她谈了别的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