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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国平吴，声威大震，中原各国包括楚国弹冠相庆，喜大普奔。
越王勾践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而是十分低调，他汲取吴国亡国的教训，清醒的认识到，只有争取列国的认同，才能真正兴旺越国，开创贤君之治，于是，他把吴国侵占宋国的土地归还给宋国，把泗水以东方圆百里的土地还给了鲁国，并将淮上之地送给楚国，以修补与各国之间的裂痕。
随后，越王勾践应周元王之邀，以兵北渡淮水，在徐州（今山东滕州南）与齐、晋诸侯会盟，并向周王室进献贡品。周元王更是赏脸，派人赏赐祭肉给勾践，称他为“伯”——“诸侯毕贺，号称霸王。”（《史记·越世家》）
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囊括五湖，席卷三江，取威中国，定霸华夏。这就是春秋最后一位霸主——越王勾践。
五年后（公元前468年），越国迁都琅琊（今连云港市锦屏山九龙口），开始经营北方，巩固霸业。
楚越二国和睦相处，对楚国来说无疑是休养生息的黄金机会，国力稳步提升，直到二十五年后越王朱勾即位，情况才发生转折。
公元前465年，越王勾践去世，其子鹿郢即位。越王鹿郢励精图治，带领越国成为一个大国。七年后，越王鹿郢去世，其子不寿即位。越王不寿并没有像勾践时代那样富于侵略，而是在列国默默无闻起来。公元前448年，其子朱勾发动政变，杀害越王不寿后自立为王。
越王朱勾不似他父亲般碌碌无为，他很崇拜他的祖父越王勾践，在他的带领下，越国成为其历史上国势最强、武功最为显赫的国家，墨子也曰过：“今天下好战之国，齐、晋、楚、越。……今以并国之故，四分天下而有之。”
楚国也似乎看出越王朱勾的野心，在越王朱勾自立为王次年（楚惠王四十二年），楚惠王为夺取淮北制霸权，发兵灭蔡。
越国无力统治江淮、淮北地区，楚国又趁机扩张到泗水一带。公元前445年，（楚惠王四十四年），楚惠王又灭亡古国杞国（今山东安丘东北），尽吞其地，完全掌控了淮河流域。
随着楚国的东进，楚越双方矛盾不断加深，连年在长江发生舟战。从之前楚水师的一贯表现来看，不敌越水师是常态，直到一个人的到来，彻底改变了这一状况，他就是春秋时期鲁国的军工专家——公输班。
他还有一个我们耳熟能详的称号——鲁班。
之前，楚水师与越水师在长江上进行船战，楚水师顺流而进，逆流而退，这就有一个问题，如果战况不佳，很难退却。反之，越水师能够全身而退。越国凭着这种水势，屡次打败楚国。
后来，鲁班从鲁国南游到了楚国，楚惠王的热情聘请其为大夫，并给与很高级别，鲁班也不辱使命，为楚水军发明了水战利器——“钩”和“拒”。
当敌军处于劣势时，“钩”能把敌军的船钩住，像拔河一样不让它逃跑，上去就是一顿猛揍；当敌军处于优势时，“拒”能抵挡住敌军的船只，不让它靠近。楚军有了“钩”、“拒”后，无往不胜，多次打败越国。
有了鲁班这个军工专家后，楚惠王又开始动脑筋了，他想追随先辈遗志北上争霸，这一次，他的目标很直接——宋国。
鲁班先生也是不负众望，再次发挥他的聪明才智，针对宋国城墙高厚浑实的特点，他为楚惠王制造了历史上第一架攀墙越城、登高瞰敌的武器——云梯。
楚国制造云梯的消息一经传扬，各国诸侯吃惊不小，对其关注度也高，加之宋人得知楚惠王准备拿他们当做新武器的试验品时，更觉大祸临头。
公元前439年（楚惠王五十年），楚惠王集结军队，准备亲率大军北上伐宋。
当时中原大国都陷入内乱，除了向宋国表示同情外别无他法，危急关头，宋国宋后昭公决定冒一次险，他将宋国的安危全部寄托在一位整天劝他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天志、明鬼、非命、非乐、节葬、节用等观念的大夫身上，他的名字叫做墨翟（dí）。
墨翟，中国古代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军事家，也是墨家学派创始人，时至今日，我们一般称其为“墨子”。
墨子先祖殷商王室，他是宋国宋襄公的哥哥大司马目夷的后代，但他出生时家室早已破落。
作为农民出身的他，墨子是十分厌恶战争的，攻战之害使得处于阶级底层的百姓“春则废民耕稼树艺，秋则废民获敛”，“百姓饥寒冻馁而死者，不可胜数”。
他从小便树立为和平奋斗终生的理想，立志为百姓生存奔波，当有人告诉他儒学可以救世时，当即弃农从儒，踏上寻找真理之路。
他穿着草鞋，步行山川，沿着孔子的脚步在战火纷飞的诸国之间穿梭往来，从师天下儒者，学习孔子的儒学，称道尧舜大禹，寄希望于礼仪，施仁德于天下。
在不断游学的过程中，他发现一个问题——被世人所推崇的儒学不能挽华夏之危难，救苍生于水火。
在春秋战国诸侯割据时期，繁文缛节的儒家讲的是君臣父子、讲的是天地鬼神命运，这样一来只会加剧各阶层的鸿沟，成为上层阶级统治、压迫下层阶级的一道思想枷锁，更为严重的是，儒学所隐含的另一层面的思想——天下一统。
如果对这句话充满很多问号，那么我来解释下。
儒家终极目标是什么？
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
不对！那是思想，服务统治阶级的儒家思想。
在很早之前，孔门七十二贤之一的曾子就告诉我们：“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礼记·大学》）
换成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话来说，儒家是修身、齐家、治国，这三点要素所引申出来的结论便是儒家的终极目标——平天下。
何为天下？——目之所及，凡大川大山大河大泽者，皆为天下！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诗经》）”。
既然儒家终极目标是要“平天下”，那么一山自然容不下多虎，于是，兼并便成为儒家实现目标的唯一手段。
指望诸侯放下屠刀、和平兼并那是痴心妄想，于是，战争便成为服务这个手段的唯一工具。
“兼国覆军，贼虐万民”，这一切与墨子的和平理想相距甚远。
墨子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通过实地走访调研，他觉得天下之乱，起于人与人之间不相爱——“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直至盗贼之害人，都是互不相爱的结果。
于是，他对儒家的“仁”做了进一步改进和阐述，提出“兼爱”一说：如果天下人能做到“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那么诸侯间便没有攻伐了，人与人之间相处也和谐了，天下也就太平了。
“兼爱”是一种古老的“博爱”思想，它摒弃了儒家带有宗法等级制的“仁”，既带有“忠恕”含义的“仁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