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扶苏与他的母亲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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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1. 秦始皇为什么不立太子？</h3>在秦始皇的多位儿子当中，长子扶苏，能力最强，声望最高，也最为秦始皇所看重，是帝国里里外外、上上下下看好的接班人。然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秦始皇始终没有正式册立他为太子，由此导致幼子胡亥篡位，种下了亡秦的祸根。这件事，成为秦始皇迷雾重重的生涯中，又一个难解的秘密。

秦国的王位继承制度，很早就已经确立。在位的秦王，正式册立王太子，王太子的继承人，也预先确立。秦王去世，太子继位，太子继承人成为王太子，一切按部就班、井然有序，在制度上保证了秦国政权的长期稳定。以我们讲过的秦始皇曾祖父秦昭王为例，他还在位时，秦始皇的祖父安国君嬴柱就被册立为王太子，同时，秦始皇的父亲嬴异被确立为王太子继承人。秦昭王去世，安国君嬴柱即位，嬴柱去世，嬴异即位，嬴异去世，嬴政即位。尽管有种种不测和意外，比如安国君即位三天就死去，嬴异在位也只有三年时间，但都没有出现继承人的纷争。由此我们可以说，秦始皇没有立太子一事，不但在政治上留下了巨大的隐患，也是一件不合秦国制度的事情，不能不说是异常。

异常的事情，往往有之所以异常的原因。这个异常的原因，需要到当时当地的环境和人物中寻找线索。要找这个线索，首先得从扶苏入手，因为他是距离皇太子位置最近的人。我也请大家不要忘了，扶苏是皇长子，他的母亲也可能是距离始皇后最近的人，我们期待着一箭双雕。

按照我们的惯例，着手调查某人之前，我首先为大家提供有关该人的个人材料。下面这份关于扶苏的材料，请大家过目。 <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4/1-200604032339463.jpg"/>扶苏第一次在史书上出现，是在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这一年，始皇帝四十八岁，扶苏大概不到三十岁。扶苏的出现，与一桩着名的历史事件相关，这就是所谓的坑儒事件。请大家注意我的用语，“所谓的坑儒”。“所谓的”，就是被说成是这样子的。我之所以用“所谓的”这个词，是想要指出所谓的坑儒事件，与历史事实之间是不一样的。为什么这样说呢？ <h3>2. “坑儒”事件的始末</h3>晚年的秦始皇，因为惧怕死亡，他的主要心思，都放在追求长生不老上。在古代中国，修炼长生不老之术、提炼仙丹仙药的人，被称为方士。他们是古代的气功师，也是古代的化学家，在思想流派上与道家息息相关。

秦始皇二十八年，秦始皇第二次巡游天下，抵达琅琊台（今山东胶南）。琅琊台的碧波蓝天，奇山妙境，使第一次见到大海的秦始皇大为兴奋。他在琅琊台整整住了三个月，快活得不想离开。他在琅琊刻石记功，修筑别馆，移民三万户来这里定居，减免他们的赋税，相当于将琅琊台作为自己的汤沐地，新建了一座供自己休养的城市。

在琅琊台，秦始皇第一次见到了方士徐福。徐福告诉秦始皇说，茫茫大海中有三座神山，一座叫作蓬莱，一座叫作方丈，一座叫作瀛洲，神山上有仙人居住，仙人们采食着不老的仙药，过着天长地久、无忧无虑、无病无苦的极乐生活。秦始皇大为心动，接受徐福的建议，遣派童男童女数千人，随同徐福一道入海求仙。秦代方士的兴盛，由此开了头。

从此以后，为了迎合秦始皇的喜好，大量的方士被召集到咸阳来，在秦始皇的身边进进出出，数量有三百人以上。侯生和卢生是有名的方士，他们受秦始皇礼遇厚赏，四处为秦始皇寻求不老的仙药。 <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4/1-2006040323395W.jpg"/>琅琊台（李开元 摄） <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4/1-2006040323391P.jpg"/>琅琊台徐福（李开元 摄）

仙药哪里找得到？找不到仙药的理由却找得到。找不到仙药的卢生等人对秦始皇说：“我们为陛下寻找灵芝、仙药和仙人，经常遇不到碰不上，看来是有恶鬼在从中阻拦。为了避开恶鬼，请陛下外出时秘密行踪。行踪秘密以后，恶鬼消失，真人才能到来。神灵的真人，入水不湿身，入火不感热，高居于云气之上，与天地共长久；要求仙药，首先就要与真人相通。如今陛下治理天下，未能恬淡隐逸，自然不能通于真人。所以，希望陛下不要将停留的宫室居所让人知道，只有这样，真人才会出现，不死之药才有可能得到。”

秦始皇求药心切，真信了。他宣布说，我仰慕真人，从此以后，我就自称“真人”，不再称“朕”了。“朕”是皇帝专用的自称，是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制定的法定称谓。“真人”，是道家方士对仙人的称谓。秦始皇废“朕”称“真人”的事情，打个比方说，正如在任的克林顿放弃总统的称号，自称摇滚乐手一般，执迷而近于荒唐。在秦始皇晚年的心境里，生命比权力更紧要，神仙比皇帝更迷人。他的行踪，从此成为绝密，有敢泄露者，以死罪论处。

秦始皇是严厉认真的人，他按你卢生的话办了，你卢生的话可信不可信，真人来不来得了，仙药找不找得到，就得拿话来说，要你兑现了。秦是法制国家，重视实践实效，对待奇物方士，“不得兼方，不验，辄死”。该法规定，凡有方术特技，不得模棱两可，经检验不灵验者，以死罪论处。卢生等一帮方士们，实在是有些玩不转了，于是串通起来，一齐大逃亡。秦始皇大怒，将此案交由御史台追究刑事责任。在追查审讯的过程中，在咸阳的各种方士奇技者、部分言论文学者都被牵连进去，最后的结果，判定其中四百六十余人有罪，被活埋于咸阳东郊。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坑儒”事件的来龙去脉。 <h3>3. 黄牌警告</h3>坑儒这件事，最早见于《史记》。两千年来，我们相信这件事情，把它看成暴君秦始皇的标志性罪行之一。历史侦探在调查秦始皇疑案的过程中，没有发现秦始皇反儒的确切证据。在追查扶苏的案件时深入坑儒事件当中，经过仔细的查阅寻访、严密的追踪考察以后，历史侦探获得充分的证据，断定坑儒是一桩伪造的历史，一桩一而再、再而三的三重伪造的历史。

简单说来，秦始皇坑方士这件事情，本身就是编造的故事，是西汉初年的方士们编造的，为的是将自己打扮成暴政的受害者，便于自我吹嘘，游说权贵以博取禄利。西汉中期，司马迁编撰《史记》的时候，为了警告怂恿汉武帝求仙求药的方士，不小心将这个不可信的故事写进了书中。到了东汉初年，儒家的经师们为儒学的国教化制造舆论，为了将儒家的经典抬举为圣经，将儒生们塑造为殉教的圣徒，他们将秦始皇坑方士的故事改造成秦始皇坑儒的故事，在得到官方的认可后，从此作为“历史”一直流传下来。这桩历史疑案，隐秘曲折，已经超出了眼下本案的追查范围，我把它的来龙去脉以附录的形式放在书末，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另外翻阅。

不过，在坑方士这个可疑的历史故事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个比较可信的史实，扶苏对秦始皇信方士、追求长生不老的做法有不同的看法，也可能对秦始皇过于急切的施政表示担心，曾经站出来劝谏秦始皇。这个时候的秦始皇，大概是因为服用了方士们进献的仙药，又修炼神奇方术的缘故，性格变得暴躁，他当即大怒，发落扶苏出京，到上郡（今陕西榆林南部一带）蒙恬所统领的北部方面军中出任监军。

始皇帝贬斥扶苏出京，毫无疑问是对扶苏的惩罚和警告，相当于亮了黄牌。不过，黄牌不是红牌，贬斥出京并不等于废黜。这件事情，只是一个信号，显示了始皇帝在继承人问题上出现了犹豫和摇摆，表示他还想继续观望和考察。我们为什么这样说呢？至少可以举出两个理由。

第一，上郡地区的重要性。上郡在陕西省北部，包括现在的延安、榆林以南地区，紧邻秦帝国的首都内史地区，是秦帝国北部军的总部所在地。秦帝国的北部军，是大将蒙恬所统领的三十万精锐部队。这支军队，在蒙恬的统领下，击败匈奴，占领河套地区，修筑连接长城，在秦帝国的北部构筑起坚固的防线。北部军的任务，首先是防御匈奴，警戒匈奴的骑兵军团南下入侵。同时，北部军的总部设在上郡，上郡是首都的北部防区，所以，北部军又是拱卫首都的外围部队，相当于过去的北京军区。北部军统帅蒙恬兼任首都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内史，完全掌控着首都和北部的军政大权，其地位之重要，非同寻常。始皇帝将扶苏派到这里来做监军，不能不说是怒中有爱，贬斥中有重用。

第二，扶苏到上郡以后形成的局势。扶苏善于取信于人，也善于与人相处，他到上郡出任监军以后，与大将蒙恬共事，关系融洽，合作得非常好。前面提到，蒙恬的弟弟蒙毅受宠于始皇帝，多年以来，一直在始皇帝的身边担当枢要重职，我推测可能是出任郎中令，相当于宫廷内卫大臣。扶苏是皇长子，众望所归的皇位继承人；蒙恬是帝国北部军统帅，兼任首都地区的军政长官；蒙毅是内廷中枢政要，始皇帝最亲信的侍从大臣。扶苏与蒙恬共事，内有蒙毅的支持，皇长子与蒙氏兄弟在政治上携手联盟，事实上成为始皇帝之下最大的政治势力。

我在整理这一段历史的时候，感到晚年的秦始皇虽然暴躁，却不煳涂。从他一生的为人行事来看，他是一个决断敢行的人，为了最大目标的实现，不惜承担巨大的风险。他性格鲜明，处理事情果断而急切，怒气之下常常有过激的举动，一旦省悟又马上更正，毫不优柔寡断，也不拖泥带水。唯有在继承人问题的处理上，秦始皇的所作所为，处处显示出矛盾和彷徨。他贬斥扶苏出京，当然是明确的政治态度，表示他有意对继承人问题作重新考虑，表示了警告性的惩罚意图。然而，出京不远到上郡，让扶苏就近掌控了秦帝国最重大的军权，又是一种温存的布局，事实上为扶苏造成一种实力继承的态势。看得出来，始皇帝犹豫于两可之间。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晚年的始皇帝偏爱幼子胡亥，曾经考虑立胡亥为太子，他犹豫于两可之间，就是在扶苏和胡亥之间矛盾彷徨，犹豫于立长子还是立幼子。始皇帝将如何做出自己最后的决定呢？ <h3>4. 召回扶苏</h3>三十七年，秦始皇开始第五次巡游天下。这次巡游，始皇帝带上幼子胡亥同行。在当时的形势下，始皇帝的这项举动，无疑有明显的政治意图，这个政治意图，就是向百官和天下显示可能立胡亥为继承人。这个意图，可以说是公开的意图。

始皇帝这次巡游，还有另一个意图，这个意图是比较隐蔽的。那么，这个隐蔽的意图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始皇帝第五次巡游天下，从三十七年十月开始，持续了整整十个月之久。在这十个月里，秦帝国的大臣们分成两套班子，以右丞相冯去疾为首的一帮大臣留守首都咸阳，以左丞相李斯为首的另一帮大臣随同出行，政府的种种政务，主要在行旅途中处理。这种安排的结果，就是将帝国的政治中枢转移到车马行宫中，在这种安排之下，始皇帝将胡亥带在身边，也是有意要在巡游途中对他做实实在在的考察，考察他是否能够胜任未来皇帝的重任。那么，这次考察的结果如何呢？一句话，不合格。这个不合格的结论，是始皇帝经过十个月的考察后，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做出来的。这个不合格的结论在哪里呢？就在始皇帝临终留下的遗诏当中。下面，我们就来考察临终的始皇帝与这份遗诏。

三十七年七月，巡游天下的始皇帝在芝罘（今山东烟台）乘船射杀了大鱼以后，沿海西行，踏上了归返咸阳的回程。车驾一行抵达平原津（今山东平原境内），始皇帝突然染病。卜卦的结果，有北方的山鬼作祟。始皇帝紧急派遣心腹大臣蒙毅前往代县（今河北蔚县）一带，替代自己去祭祀名山大神，祈求消灾除病。

车驾渡过黄河抵达沙丘平台（今河北广宗境内）时，始皇帝病情急遽恶化，不得不停驻下来。始皇帝预感不祥，紧急在病榻前口授遗诏，安排后事。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始皇帝遗诏，又是一桩聚讼纷纭的历史疑案。这件事，《史记·秦始皇本纪》是这样记载的： <*lockquote>至平原津而病。始皇恶言死，群臣莫敢言死事。上病益甚，乃为玺书赐公子扶苏曰：“与丧会咸阳而葬。” </*lockquote>这就是古代史记载的问题，关系帝国命运的如此大事，寥寥数语，而且语焉不详。这封后来被称为遗诏的“赐公子扶苏玺书”，竟然只有七个字“与丧会咸阳而葬”。从上面这段纪事的字面上，我们只知道始皇帝身前厌恶谈死，也没有人敢在他面前谈有关死的事情。他一直怀着不死的期望，不懈地与死神搏斗，他对身后的事情，长期没有明确的交代。不过，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终于认输，向死神低头，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死期来临。他从不死的幻想中省悟过来，决定安排自己的后事。他将后事托付给长子扶苏，诏令扶苏从上郡回到咸阳，主持丧葬等一切事宜。

始皇帝口授遗诏时，幼子胡亥是唯一在身边的儿子，也是他有意立为继承人的爱子。然而，在最后的决定关头，他并没有将后事交代给近在身边的胡亥，而是交代给了远在上郡的扶苏。对于这件舍近求远的事情，我们只能作这样的解释：经过十个月的亲自考察，始皇帝最终认为胡亥不适合做自己的继承人，他从扶苏摇摆到胡亥的心，又从胡亥摆回到了扶苏。

始皇帝口授遗诏时，在场有三位重要人物，胡亥、李斯和赵高。我们已经谈到过，胡亥本来是没有政治能力也没有政治野心的年轻人，他坦然接受父亲的决定，没有多余的遐想。但是，胡亥的老师赵高却另有想法。当时，赵高的官职是中车府令兼行玺符令事，始皇帝的遗诏笔录下来以后，要由他加盖皇帝玺印，封口送出。他扣留了遗诏，说动胡亥和丞相李斯，销毁了遗诏的原本，另外伪造了一份新的遗诏，诏令长子扶苏自杀，立幼子胡亥为继承人。这件事，史称“沙丘之谋”。

沙丘之谋的关键，是遗诏问题。始皇帝临终之前真的留有遗诏吗？这个遗诏究竟写了些什么内容？这个遗诏真的先被赵高扣留，后来被调包了吗？

这些有关始皇帝遗诏的问题，千百年来，不断地被提起，也不断地被质疑。实际上，不仅限于始皇帝的遗诏，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遗诏就是一个不断出现而又始终说不清的复杂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呢？所谓遗诏，因为是先帝的临终之言，留言人已经死去，死无对证；接受遗诏的人，往往只有先帝临终前围绕在病榻边的寥寥数人，他们都是深深卷入政治旋涡中心的枢要人物，当然会根据自己的利益处置先帝遗留的种种问题，也包括所谓的遗诏问题。那么，这些人将如何处理遗诏问题呢？

从历代的事例来看，所谓遗诏问题，大体有三种情况：一、本无遗诏，后来出现的所谓遗诏，是由处理临终事宜的人，根据自己的意愿制作出来的。据我们现在所知，明代的遗诏多是如此。二、本有遗诏，遗诏的内容也符合处理临终事宜的人的利益，于是遗诏被宣扬，被执行。汉武帝死前托付幼子与霍光等人的事情，应当属于这一类。三、本有遗诏，但是，其内容不合于处理临终事宜的人的利益，于是遗诏被销毁隐瞒，再伪造出一个新的来。那么，始皇帝的遗诏问题，究竟应当属哪一类呢？我们不妨根据上述三种情况来作一个判断。

看来，秦始皇的遗诏问题属于第三类。《史记》的处理是比较合于史事和情理的。突然死亡的始皇帝临终前匆匆留言，将后事托付与长子扶苏，由于笔录下来的遗言已经被销毁，所以只留下一句意向性的证言：“与丧会咸阳而葬。”

与，参与。丧，丧礼。会，会合。扶苏是长子，他参与丧事就是主持丧葬仪式。秦始皇死在巨鹿郡沙丘，遗体将运回咸阳，扶苏在上郡，所以召回他到咸阳，与灵柩会合，为父亲送终。

这句意向性的证言究竟是谁留下的，我们已经无法知道了。不过，始皇帝赐书扶苏的重大政治意义，当事人之一的赵高曾经作过一个比较明确的解释，这个解释见于《史记·李斯列传》，文中叙述赵高扣留了始皇帝的遗诏以后，直接来见胡亥说：“上崩，无诏封王诸子而独赐长子书。长子至，即立为皇帝，而子无尺寸之地，为之奈何？”

这句话说：“皇上过世，没有诏书封赐诸位王子，只有一封书信单独赐予长子扶苏，长子扶苏到了咸阳以后，当即立为皇帝，而公子您则连尺寸的封土都没有，如此一来您怎么办？”赵高所说的“赐长子书”就是被销毁的遗诏，内容尽管不详，但扶苏将由此即位成为皇帝的事情却是明白无误的。 <h3>5. 一着险棋</h3>通观古往今来有关遗诏的种种事情，可以用一句话来加以总结：所谓的遗诏问题，都是活人借死人的口说话，体现的都是活人的利益。死人说得好，活人接着说；死人没有说，活人代他说；死人说得不好，活人修改重新说。

历史上遗诏的真伪，因为活人利益的介入，大多难以鉴别，我们也不必在这个问题上花费过多的精力。不过，也正是因为活人利益的介入，先帝死后将会出现什么样的遗诏，却是可以预测得到的，它一定符合临终前围绕在病榻周围的人的利益。换句话说，在历史学看来，遗诏的真伪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在历史上真正发挥了作用的遗诏。在秦末的历史上，真正发挥了作用的遗诏，是赵高等人制作的遗诏，这份遗诏导致了长子扶苏自杀，幼子胡亥即位，最终埋下了秦帝国突然崩溃的祸根。

那么，赵高等人究竟制造了什么样的遗诏，长子扶苏为什么会因此而自杀呢？这又牵涉秦末历史上种种难解的谜团。

赵高和李斯等人制造的遗诏，《史记·李斯列传》有比较详细的记载。这段记载说，胡亥、赵高、李斯等人经过商量以后，诈称丞相李斯接受了始皇帝的遗诏，立胡亥为太子继承皇帝大位，另外制作了一份赐予长子扶苏的信。这封信的主要内容如下：“朕巡游天下，祷祀名山众神，以求延年益寿。令扶苏与将军蒙恬领军数十万屯驻边疆，十余年间，不能进取向前，士卒损耗甚大，尺寸之功皆无。不仅如此，反而多次上书诽谤朕之所作所为，因为不能回归京城成为太子，日夜怨望不已。扶苏身为人子不孝，赐剑自裁。将军蒙恬在外辅佐扶苏，知其心思谋怨而不能匡正，为人臣不忠，赐死。属下军队，交由副将王离统领。”

这份书信用封泥封缄并加盖皇帝玺印后，由李斯手下的亲信舍人和胡亥手下的门客共同持送上郡。从当时的形势看，李斯、赵高等人制造遗诏，送这封书信到上郡去，实在是一着险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