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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诗人还写出了他对遥远祖国的深切怀念：《在我的祖国正是春天》。10月，在北半球的欧洲，正是秋天：“今天——是一片金黄和红色的火焰，/而明天——是一望无垠，是白雪和洁净。”但在南半球的智利，10月，正是温暖“由北方走向南方，散发着清香”的春天，诗人渴望能回到祖国：
十月呀，春天呀，
把我带到我的人民那儿去吧！
看不见你们的男子汉和姑娘们，
我怎么能生活下去：
不用自己的肩头来负担起大家共同的希望，
我怎么能生活下去；
不作为一个旗手在前进，
我怎么能生活下去；
在我们伟大斗争的行列里，
这面旗帜由一个人传给另一个人，
现在它正传到了我的手上。
因此，诗人是多么急切地渴望返回他遥远的故土：
哦，智利，你这由波浪、葡萄酒和白雪
所组成的长长的花瓣，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呀，哦，什么时候
我才能重新和你相见？
……
什么时候，
你才能和我一道走着。
什么时候，
我才能和你一道走着，
什么时候呀，
什么时候？
20年后，在夺去诗人生命的智利那场灾难性军事政变中，几千人背井离乡，流亡四方。这首诗曾使多少长年流亡他乡的诗人的同胞们读起来热泪盈眶：
哦，智利，你这由波浪、葡萄酒和白雪
所组成的长长的花瓣，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呀，哦，什么时候
我才能重新和你相见？
诗人试图打破拉丁美洲那种世界是广漠的孤寂感，《葡萄与风》中充满了深刻的国际主义，作者构思这部诗集的指导思想是很明确的。诗人想表达的不仅仅是一个走遍世界的旅人的惊讶、赞美，对友谊的感谢，甚至不是单纯的责任，他发现了大写的“人”和辽阔的新世界。聂鲁达对这个大写的“人”的英雄业绩的赞颂从《西班牙在我心中》开始，在《漫歌集》中得到发展，在《葡萄与风》中得以继续。这条轨迹划出了诗人创作的基本方向。他后来的许多作品都是沿着这个轨迹创作的。
正因此，《葡萄与风》引来了不少批评。一位厄瓜多尔评论家说，这本诗集中，真正的诗不超过6页。他很不满意，认为它是政治读物。针对一些重政治的评论家几乎是以同样的激烈憎恶《大地上的居所》，聂鲁达做了如下回答：“我认为，在我的作品中，无论是阴郁然而重要的《大地上的居所》也好，还是空间开阔和充满光明的《葡萄与风》也好，都有生存在某处的权利。我这样说并不自相矛盾。”也许，诗人在1972年4月纽约笔会上的发言说得更清楚明确：“政治斗争历来与诗不可分。人类的解放要通过流血，可是永远要通过诗歌来争得。在我们这个充满苦难与争取解放斗争的伟大时代，人类的诗歌日益丰富多彩。”
“在辽阔的俄罗斯土地上”
聂鲁达是乘着诗歌的翅膀进入苏联的。1949年6月，诗人第一次踏上辽阔的苏联大地，他应邀去参加普希金诞辰150周年的庆祝活动。而他的诗却比他早10年就到了那里。还是在1939年，莫斯科就出版了《西班牙在我心中》，俄译者就是爱伦堡。这部诗集中的一些诗，在1938年就已译成俄文在苏联传开。从那时起，聂鲁达的诗就被不断介绍到苏联，刊登在《新时代》和《文学报》上。西班牙内战让苏联人认识了聂鲁达，他的名字不断出现在新闻报道上。因此，当诗人第一次踏上苏联的国土就发现，人们对他已经非常熟悉。
在米哈伊洛夫斯克村米哈伊洛夫斯克村，苏联村庄，普希金几次来此小住，1824—1826在此处服流刑。1922年起为国立普希金博物馆，包括附近的三山村和普希金安葬地圣山修道院。，前去拜谒的聂鲁达和数千名身穿古老节日服装的农民，同众多的崇拜者们在树林中举行纪念会，聆听朗诵普希金的诗篇。诗人似乎感到，周围的人群，满眼的树叶，正在生长新麦的广袤大地，都激动得在颤抖。忽然一道闪电在天边划过，接着是滂沱大雨。诗人觉得这场大雨像是跟踪他而来的，好像他又重新回到雨中的故乡特木科。特木科与米哈伊洛夫斯克虽然远隔万里，但却灵犀相通，息息相关。
聂鲁达轻轻地、缓步走进故居，来看望一个半世纪前被杀害的普希金：“他在彼得堡倒下了，胸膛里怀着那颗卑劣的子弹。”普希金的伤口使诗歌至今还在滴血。聂鲁达看见了普希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