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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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中国近代史，一门出五杰的盛况屈指可数。人常说富不过三代，但陈家的名声和威望却延续了三代。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三立，三个儿子陈衡恪、陈寅恪、陈隆恪，任何一人的故事和经历都是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里闪耀的明珠，这些经历中透露出来的陈家独有的民族大义和革新思想无一不是优良家风的极致体现。
人需要理想，更需要坚持理想的执着。对于陈家来说，“坚守信念”是矢志不渝的家族品格，这样的品格形成既是因为历史事件的造就，也是因为个人秉性的锤炼。作为清朝时期身怀治国抱负的学子，陈宝箴中举时，整个封建王朝正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考验。太平天国暴动激化了国内矛盾，列强虎视眈眈更让这只曾经的东方雄狮成为他们眼中的猎物。
为了让百姓免遭内战的苦难，陈宝箴跟随父亲一同训练士兵，以此抵御太平天国的袭击，但这样的举动却没有消除陈宝箴内心对变革的渴望。英法联军那一把火把整个圆明园烧成了灰烬，如此肆意的侵犯所昭示的正是国难当头的民族危亡。原本，陈宝箴准备三年后再考取功名，但这一刻他却更希望能投入军营，成为上阵杀敌的勇士。就这样，他成了曾国藩湘军中的一员。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用自己在兵法上的造诣和在管理上的能力赢得了曾国藩的赏识，并由此开始了自己的仕途。
每段历史都会有一个拐点，正如每个家族都会有一个关键人物一样。回顾陈家的兴盛，陈宝箴的升迁和发迹无疑是重大的突破。作为久居江西的客家人后代，陈家的祖辈们一直以来都过着简单而普通的生活。高门大户算不上，但日常的生活用度还能够得以满足。到了陈宝箴这一辈，官场上的发迹成就了这个家族长达百年的盛况。
得到曾国藩的赏识后，陈宝箴在官场上平步青云，到他担任湖南巡抚时，陈家已经是当地有名的望族。那时，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戊戌变法正在光绪帝的授意下如火如荼地展开，为了让国家尽快摆脱积贫积弱的局面，陈宝箴顺应时代潮流，在湖南推行新政，并让这个古老的省份迅速成为最有生气的地方。
政治从来不是靠理想就能完成的事业，即便当事人提出的政见如何正确也终究抵不过当权者的个人喜好，而光绪和慈禧便是这样的关系。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让有志之士看到了改革的希望，但老佛爷并不赞同，她一声令下，所有的努力都成了反叛的罪证，出谋划策的谋臣良士一下成了居心叵测的叛臣贼子。行省文书下达，陈宝箴收到上级捉拿逆犯的通知，仔细思量间，内心对改变现状的渴求还是让他做出了保举戊戌君子杨锐与刘光弟的行为。
在那个落井下石、人人自危的特殊时期，明哲保身显然是最好的选择。革命总要有反复，在很多人看来一两次失败在所难免，如果为了这样的突发事件而丧失自己的官职实在得不偿失。所以，得知变故的官员们几乎都缄口不言，哪怕知道谭嗣同等人并无罪过却也不敢求情。
然而，陈宝箴却大义凛然地站了出来！后来陈寅恪在坚持自己学术论证时的勇气丝毫不亚于此时的祖父，可见，祖父的故事在正值壮年的陈三立身上、在年幼的陈寅恪身上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牵连在所难免，陈宝箴的仗义在当权者的怒气里自然而然地成了忤逆的罪证。就这样，陈宝箴被罢官了，但他却并不因此感到沮丧，因为比起违心的奉承，问心无愧才是符合他个人品格的行为。
作为和谭嗣同、丁惠康、吴保初并称为“维新四公子”的陈三立跟随陈宝箴一同进行了戊戌变法期间的改革，自然能对老人家的良苦用心感同身受。被贬黜的日子里，陈三立从来没有抱怨，相反，他对父亲的行为很是赞赏。革命失败后，他将心思投入诗歌创造中，并成为清末民初同光体诗派的代表人物。
1924年，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访华。虽然这个重大历史事件中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参与者是徐志摩和林徽因，但与泰戈尔互赠诗集的却是年过古稀的陈三立。
文人有傲气，更有傲骨。虽然陈三立因为诗坛上的成就而享有“诗名满海内”的赞誉，但这个心怀天下的诗人对国家民族危亡的关注却从来没有停止过。袁世凯行君主立宪时曾托人请陈三立出任参政议员，陈三立因为对袁世凯的倒行逆施甚是反感，因而严词拒绝，拒不出席。卢沟桥事变后，他更是以八十五岁高龄绝食殉国，场面慷慨悲壮，令人敬佩。这样的坚决或许难以理解，但回顾陈宝箴当年的凛然和坚决，陈三立的殉国虽在意料之外，却也在情理之中。
什么样的表现算爱国，不同身份、不同阅历的人其表述自然莫衷一是。然而，不管行为上的差异如何巨大，那种隐藏在举动背后的情感却如出一辙，那就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这样的论断在后来陈寅恪倾注心血著述的《柳如是别传》中依稀可以看到踪迹。换言之，正是父辈们关于爱国的基调奠定了陈寅恪与众不同的审度柳如是的眼光。陈宝箴不愿意成为杀害戊戌君子的刽子手是他对一个即将没落的民族和国家的感情使然，陈三立用自己的生命表达对侵略者的愤慨也同样基于对中华民族的情感。这是一种国人的情绪，更是一种镌刻在家族血液里的品德。它不因为时间的流逝而丧失，更不因为朝代的更迭而走样；它是前辈的教导，更是后辈的继承。无怪乎陈寅恪能拒绝日军的“馈赠”，这种源自家族的倔强从一开始就渗透到他身体和思想的每一个角落。
作为官宦后代，陈三立的儿子中自然也会有从政之人，虽然三人中只有陈隆恪在仕途上发展，但父辈们的为官之道却在他身上得以延续。从新中国成立前的电讯局、邮政局、税务局、财政厅，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文物局，二十年间，陈隆恪管理的部门种类各异、领域广阔，但凭着父辈们留下来的敢于挑战、勇于革新的品质，让他在这些岗位上游刃有余。
陈氏家族诗书传家的风气也传递给了每一个后人，即使走上仕途的陈隆恪也有另外一个重要身份，便是近代著名诗人。文学造诣上，三兄弟中陈隆恪不能排在第一位，但就是这样一位在家中“算不上”名次的二少爷，却依然在近代诗坛上开拓出了自己的一席之地。他的文风与父亲陈三立接近，在继承了传统诗文艺术的基础上，融入了自己对新时期的理解和感悟，从而使自己的诗歌在飘逸洒脱的表象下多出了几分与时俱进的深沉思考。而这，正是大哥陈衡恪最为赞赏的地方。
如果说文学和艺术是相通的，那么陈家三兄弟的成就正是对这句话的印证。年幼时，陈寅恪与哥哥们都在日本留过学，异国求学生涯里，兄弟三人分别在文学的世界和艺术的海洋里找到了自己的方向。陈寅恪自不用说，陈隆恪也在诗歌上颇有建树，而大哥陈衡恪的成就则是在绘画领域。
故宫博物院的藏品中，除了皇家珍藏的历代名作外，还有一幅名为《读画图》的作品便是陈衡恪所作。和齐白石相比，陈衡恪的名声并不算太大，但就是这位在齐白石落魄不堪的时候指点迷津的“默默无闻”的画界前辈却开创了中国画作的新境界。
在他的艺术生涯里，花鸟画是最主要的主题，但为数不多的人物纪实题材画作却成了人们津津乐道的作品。当年在日本，陈衡恪曾经学习过西方绘画技巧，对其中的人物及场景刻画颇有心得，虽然陈衡恪回国后选取的绘画方向仍然是以“意会”为主的国画，但具象化的西画手法却被他娴熟地运用其中。
也许有很多人都十分惊叹为什么陈氏家族中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的造诣。其实，他们在父亲的安排下出外留学时父亲并没有给他们设定什么目标，而叮嘱他们要学会学贯中西、以长自己之才能。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看似松散的环境反倒给了孩子们无限发挥的自由空间，让孩子不被束缚、不被禁锢，从而真正发现那些适合自己的方向去开发潜力。
长久以来，中国的闭关锁国让人们在故步自封里沾沾自喜，艺术领域的融会贯通更是无从谈起。国门打开后，众多有志青年前往他国求学，他们再将国外的精华带回国内的时候，给中国的发展输入了新鲜的血液。对于陈衡恪来说，西画或许不是最让他着迷的风格，但那种用笔触细致刻画人物和场景的做法却实在令人吃惊。和中国的工笔画相比，西画的细致程度自然更胜一筹，色彩和明暗上也更加讲究。看着如此非同寻常的笔触，热爱绘画的陈衡恪怎么能不动心呢？
画作里刻画的人物栩栩如生，不同人物眉宇间的神态更是精彩纷呈。和众多追求画面效果的画家相比，陈衡恪对画作的要求更具深度。除了形似与神似，画中体现出来的人品、学问、才情和思想才是最重要的部分。用今天的话讲，每一幅画都是人间百态的一张“快照”，但就是这一瞬间的画面所表达的内涵却足够让每个画家细细思考。描绘某个灯红酒绿的场所里歌舞升平的场景或许可以获得色彩良好、人物活跃的画面效果，但其中反映出来的奢靡腐朽却让人不由得对画作里蕴含的人品、学问、才情和思想产生质疑。毕竟一幅成功的画作里，跃然纸上的不单是人物和场景，更是画家本身对世界的观察和对生活的感悟。
在习画的陈衡恪身上，同样展现着陈氏家族“坚守”的魅力。父亲跟随祖父坚守革新的理念，陈寅恪坚守做学问的底线，而严格恪守画作的品位则是陈衡恪为自己定下的坚守的目标。一个洁身自好、坚守原则的画家笔下所描绘的必是能反映社会现状、人生百态的好作品。
每个家族都有自己的风格习惯，陈家子弟对心中信念的坚持与认真从祖辈便开始延续下来，不论时代如何变化，不论政权如何更迭，他们心中的信念从来不会因为外界的干扰而改变。瞬息万变的时代里，因为眼前短浅的利益放弃心中原则之人比比皆是。亲情和友情成为他们背叛的对象，甚至连国家利益都能成为他们谋利的工具。
外忧内患的时代里，汉奸的胡作非为让人感到厌恶，更觉得恐惧，因为曾经还是街坊邻里、至朋至亲的人一夜之间成为侵略者帮凶的事实让战争年代的不安全感更加强烈。好在，还有一些宁死不弯腰的人挺身而出，用坚持内心信念的作为给予混乱里的人心一丝生存下去的勇气和希望。
对于“坚守阵地”一词，或许御敌于千里之外的行动看上去更为贴切些，但文人对自身修养的要求和对外界干扰的克制又何尝不是对这个词的另一番解释呢。他们没有高超的武艺对抗暴力的侵袭，也没有巨大的权势号令天下从此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但他们的表达和反映在学问里的思想道理却能直击人心，并最终成为阅读者心灵和思维的指引。
智慧在生根之前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陈寅恪的经历几乎可以用传奇来形容，因为他虽然是清华大学里没有文凭的“野路”学者，但他学识上的渊博和学术上的造诣却足够让人瞠目结舌。
当年梁启超向清华校长曹云祥推荐陈寅恪的时候，曹校长曾经因为陈寅恪没有博士学位、没有著作而打算将他拒之门外。幸好梁启超赶紧阻拦，并建议曹云祥听陈寅恪讲一堂课才让这个五百年才出现一次的学术大师得以蜚声中外。
在梁启超的眼里，自己一生奋笔疾书的等身著作还不如陈寅恪的寥寥百字；大名鼎鼎的冯友兰也因为钦佩陈寅恪的才华而毕恭毕敬，甚至不惜放下身段到他的课堂上当一名普通的学生。
1925年，在中国国学历史上影响深远的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这个提倡用新时代的科学方法研究整理国学典故，旨在培养“以著述为毕生事业”的优秀国学人才学院除了是中国优秀学者留美的预备学校，更为国内外的国学大师提供了良好的沟通和切磋平台。
作为其中的四大导师之一，陈寅恪的出身简直可以用“普通”二字来形容，因为他没有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那张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证书，也没有梁启超从戊戌变法一路走来的先知声誉，更没有王国维利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创举。然而，正是这个在西方著名校园里游历了一圈后“空手而归”的普通人，却成了众人敬仰的文学泰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