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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加拿大到阿根廷，包括智利在内，响应倡议的人越来越多。比如巴西，在倡议书上签名的就有：享有盛名的诗人维尼休斯·德·莫莱斯维尼休斯·德·莫莱斯（1913—1980），巴西诗人。他是20世纪30年代重要的现代主义诗人之一。，著名小说家若热·亚马多。亚马多还专程去圣地亚哥，参加大会的组织准备工作。
美洲大陆文化大会于1953年3月末至4月初在圣地亚哥召开。尽管政府设置了重重障碍：拖延签证，甚至威胁要下禁开令。但是最终，大会不但如期召开，而且开得非常成功。在智利召开的文化会议，没有哪一次能这么成功，能有这么多美洲文化名人到会。可以说全美洲的杰出人士都聚会在圣地亚哥，整个城市沉浸在浓郁的文化气氛之中。
聂鲁达在大会上发表了长篇演说，他从美国民主诗人沃尔特·惠特曼谈起。这位被卢文·达里奥称为“白胡子的美国佬教长”的伟大诗人在1881年就说过：“看来似乎奇怪，一个民族的最高检验竟是自己所生产的诗歌。”惠特曼是这样解释的：“一个国家，只有当它把自己所代表的一切体现在创造性的诗歌中，它的完整性与成就伟大的标志才显示出来。”
由此诗人谈到了《漫歌集》的创作契机，详细讲述了在他的诗中，隐晦艰深与明快晓畅的斗争。他指出，美洲这块土地上的诗人，是为一个成长中的大陆写作的。拉丁美洲人刚刚开始学习各种技艺，熟悉各种行业，准确地说，是在恢复它们。因为征服者毁灭了一切：老一辈的采石人，泥瓦匠、制陶工早已荡然无存，拉美文化乃至文明由此出现了“断裂”。因此，一切都不得不从头开始，从认字母开始。美洲人中有数千万文盲，可以说，严格意义上的读者尚未诞生。美洲诗人面临的任务是促进他们的诞生。因此，诗歌就应该写得通俗易懂，明快朴实。
诗人讲述了发生在一个欧洲国家的关于他的诗的争论。在《伐木者醒来吧》一诗中有这么几句：
我只愿意生在那里：
依傍着野性的南美杉，
沐浴着从南极吹来的风，
倾听着刚刚购置的钟的奏鸣。
这最后一句，在欧洲人的耳朵听来有点儿奇怪，译者不知该怎么理解这句话，由此引起了一场争论。这是由于历史、文化背景不同造成的。
诗人对此做了解释。诗中写的是他度过童年时代的智利南部，那里曾是阿劳科人与西班牙征服者血战的战场。在20世纪初，它是一片刚开垦的处女地。拓荒者们目睹了第一头牛、第一片麦子在那儿诞生。在这块土地上，一切都是新的，包括钟，也是刚刚买来的。该诗的译者曾就近向西班牙人请教，期望他们能解开谜底。但这对西班牙人也是一道难题：在西班牙，钟的购置已有几个世纪之久。诗人说：“我们就是为正购置钟的人民而写作的。在没有文字，不懂印刷之前，诗歌就存在于这片土地上。诗歌就像面包，无论对谁：认字还是不认字的，它都不可或缺。”
诗人宣告，他的诗追求的目标之一，就是致力于发现美洲。而发现它正是为了使它复苏，为此，就必须使用朴实的语言，因为美洲是简朴纯真的。
诗人坦率而诚恳地述说了他的切身体验：他是好不容易才从隐晦走向明快的。因为，文学界推崇的是晦涩艰深。出于阶级偏见，明快浅白被视为粗俗，被当成是没文化，而隐晦曲折却被当成是博学的体现。文学上对离经叛道和非现实主义的盲目崇拜就是这么产生的，这岂不是有点儿“数典忘祖”了吗？
他为朴实明快辩护，对这种方式极为赞赏。因为诗歌应该面向人民大众，让他们能看得懂，听得明白。他的主张和他的创作实践是一致的。他正在写新的作品：《元素颂》，接着是《新元素颂》，《颂歌第三集》。这些作品以朴实、简洁的语言歌颂了普通劳动者和平凡的事物。他说过：“我自觉地以诗为大众服务，同时也绝不让别人把这种奖赏夺走，因为我喜欢像得勋章一样把它佩在胸前。”
斯大林和平奖
聂鲁达返航又出航，他离不开辽阔的大海。1953年12月，他去莫斯科参加了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会议是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这次大会，和20年前的第一次大会，隔着一条血染的壕沟，那就是伟大的卫国战争。
会议厅走廊里不时响起男子汉之间响亮的亲吻声，那是和老战友重逢的作家们在相互热烈问候。他们是战胜了死亡的胜利者。苏联作家们正是以这种典型的俄国传统方式迎接了聂鲁达。虽然远隔重洋，但在反法西斯的斗争中，他们是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他们最初认识诗人是在西班牙内战的炮火硝烟中。在“绝不后退一步”的保卫斯大林格勒的殊死战中，诗人曾和他们生死与共。而在废墟上重建斯大林格勒的春天，他们肩并肩，以建设大军的“一支歌，再一支歌，还一支歌”，代替了“机关枪子弹的嘘声”（《伐木者醒来吧》）。
聂鲁达以智利人民代言人的身份在大会上发言，他谈的是在这风云变幻的时代，作家的责任和使命。这是他始终关注的问题。
诗人从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总是旗帜鲜明。文如其人，他的诗歌就是他的心声，他授权南方出版社发行了他的诗集《政治诗》。
1953年12月，聂鲁达获斯大林和平奖，他非常高兴。因为，这无疑是与刚颁布的诺贝尔和平奖的鲜明对比。谁不知道获奖的马歇尔将军曾在中国支持国民党打内战；美国发动侵朝战争，他正是国防部长？！
两年前，聂鲁达曾和爱伦堡乘火车横穿西伯利亚到中国，向宋庆龄女士颁发斯大林和平奖。现在，爱伦堡又赴圣地亚哥完成新的颁奖使命。
但进智利却大不易，甚至可以说，是难于登安第斯山。一年前，就是因为智利政府不许入境，爱伦堡等苏联作家就没能出席圣地亚哥的美洲大陆文化大会。这次，他们总算到了圣地亚哥，但也是费了不知多少周折，才被放行。
智利警察千方百计地阻拦爱伦堡入境。在机场，他们没收了他在飞机上消遣用的拼图游戏板，硬说那里有传递秘密指示的密码。爱伦堡是个养花种树迷，他到处搜罗奇花异草。为了备忘，他在一张小纸上记着：要找点儿智利南美杉种子带回去。警察搜到了这张纸片，如获至宝；这可是企图鼓动阿劳科人闹事儿的铁证。这些不学无术的家伙，把南美杉：“araucarias和智利土著印第安人阿劳科：araucanos混为一谈。这些自以为高明的警察还特地请了一个“专家”，徒劳无益地把爱伦堡带的一本他译的俄文版聂鲁达诗集再译成西班牙语。不知他们究竟想从中找到什么？！这些警察如此“推理”，不知依据哪家逻辑。就是推理大师福尔摩斯对此恐怕也只能是“莫名其妙”。这一切让爱伦堡真是哭笑不得，他简直是重新落到了沙俄时代，在基辅监狱被警察审讯。
由于政府当局从中作梗，没有一个剧场肯为颁奖提供场地。最后，颁奖仪式只能在萨沃依宾馆举行。出席仪式的除了爱伦堡和他的妻子柳芭，还有中国著名诗人艾青、萧三。智利国家文学奖获得者费尔南多·桑蒂万主持了仪式。这样一个和平奖的颁发，却让智利当局惊恐万状。他们如临大敌，公开设了警戒线，派警察把宾馆围了个严实。因此，颁奖仪式本身就成了一次保卫和平的战斗。
爱伦堡在颁奖演说中，愤怒地谴责了法西斯主义，同时，满怀深情地赞扬了聂鲁达。而聂鲁达则把这位和平使者在智利的遭遇与战争狂们受到的礼遇做了尖锐对比。那些鼓吹战争的政客们在这儿总是受到官方的隆重欢迎，被敬若上宾。决没有人去没收他们手中的小玩意儿，去追究写在纸片上的植物名称，更不会把他们的译诗再译回原文。在智利，“战争”与“和平”真是泾渭分明。
爱伦堡夫妇就下榻在聂鲁达在洛斯金多斯的家“米却肯”。这是一所用石头和锈迹斑斑的木头搭盖成的房子，从山那边吹来的冷风刺骨。爱伦堡叼着烟卷，苦笑着说，即使是在莫斯科和西伯利亚，他也从来没这么冷得发抖过。但是到了晚上，整个房间就暖和起来：壁炉里冒着火苗的木柴噼啪作响；桌上有让人暖和的酒；特别是深厚的同志情谊，温暖着每一颗心。
五十寿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