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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站在老哈的那个破败的小屋外，四处眺望，天空还是在零零落落地飘着雪花，从高耸的山峰到此处空旷的戈壁滩，都披上了一层白色银装，刚刚我从手机上看到，有的网友已经在朋友圈发布了雪景照片，引来如潮点赞。如果在平常，这个时候应该是和家人欣赏难得的雪景的。然而此时，面对一场凶杀案，也只好把赏景的心思搁在一边了。
我点燃了一支烟，一边抽着烟一边却在想着这个可怜的老哈。他作为一名老军人，在为国家负伤退役后，家庭生活并不很美满；好不容易得到一份暂时不错的工作，却突遭横祸，命丧荒郊野外。我估计这个老哈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
我正在为老哈的含冤而死暗自感叹，石军突然喊道：“姐－王处长，快来看，有新的发现！”
我听到石军的喊声，暗笑了一声。他这个姐夫没喊完整，可能是想起来我曾特意嘱咐过他，在公务场合不许喊姐夫，而要称呼职务或姓名。
我重新进到老哈的住房内，石军用手指一点那个土炕的侧壁处，说道：“那里有几个字！还是血字，看不太清楚。”
我蹲下去，在土炕的侧壁上反复辨认，隐约有四个字：三人是贝。这显然是老哈在咽气前用指头蘸着自己的血写上去的。这个老军人肯定是发现了什么不寻常的东西，想要把这个情报告诉我们。可是，通过这几个字我却没有任何收获！
我打开手机上的手电筒功能，照着这几个字翻来覆去看了几遍，却是一头雾水，不知老哈这是要表达什么意思。
我轻轻拿起老哈的右手，看到在他的食指上确实有血迹，而且明显有摩擦的痕迹。这说明，老哈用最后一丝气力，在炕壁上艰难地写下了这四个字！而这也是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遗言了。
我顿时对老哈的举动感到十分敬佩，站起身来，对着老哈深深地鞠了一躬。石军和陈宏看到我给老哈鞠躬，他们二人也对着老哈施礼。
这时，远处传来警笛声，这应该是市公安局的人来了。紧接着，几辆警车呼啸而至，首先跳下车的是杨武军。他看到我在雪地里等候着他们，紧赶几步，与我握手寒喧。其他警员鱼贯而进入老哈的住房内开展工作。
石军和陈宏以及马亮也都明智地从屋内走出来，把现场交给警察处理。我就站在老哈的住处门口，把我们如何发现老哈死亡的前后经过详细叙述了一遍，又着重把搜查出来的老哈的三万四千元存款以及在炕壁处发现的四个血字交待清楚。但我没有把我和赵志强之间推理的结果说出来。我的考虑是，那只是我们二人之间的推理而已，或许公安人员经过现场勘查、痕迹认定等程序后，会有他们的判断。我要是先入为主，干扰了他们对此案的分析判断，那就不好了。
杨武军听完我的陈述后，问道：“他的那笔钱你准备如何处置？”
我回答道：“我想找个时间，专程到他家看看，把那笔钱交给他的家人。老哈是一名老军人，曾经为国家战斗过，还负了腿伤，他其实是一名残疾退役军人。”
杨武军说道：“我明白了，因为你也曾是一名军人，所以你对曾经穿过军装的人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我理解你！”
我拍拍他的肩膀，说道：“理解就好！这里没我什么事了，我就先撤了。对了，你们晚上是不是也要在这里住下呢？要是住下，我回去就帮你们提前收拾好房间，再找一些被褥什么的。”
他想了想，说道：“那就太感谢老哥了！”
我领着石军和陈宏、马亮回到前院，安排马亮把杨武军等人休息的房间收拾好并找几床被褥备用。
马亮说道：“我们的库房里有一些被褥，但那可是好久没用过的。”
我马上打断他的话，说道：“特殊情况下，他们也不会计较的。你就按我的要求给他们准备好就行了！”
马亮又找了他们几个服务员去做准备去了。
我找到我的床铺，和衣躺下，虽说忙碌了一天，身体感觉非常困乏。但是心里全是案件的事，却根本没有一点睡意。
我想着我停放在安全厅机关大院里的车上，还存放着一笔巨款，眼下已经有些钱要花出去了：三个牺牲烈士的家人我准备各资助三十万人民币，张昭厅长的爱女牺牲，他也算是烈士家属，也理应获得三十万人民币的资助；陈宏及时发现这家饭店里有敌人，算是立功，应该给予一定奖励；而老哈这个老军人，应该是在对敌斗争中被害，这应该给予多少资助呢？我一时有些纠结。
我就在这种迷迷糊糊中，进入了一种半睡半醒的状态中。忽然，我看到有两个黑影悄悄地摸进了房间，他们手上都端着一把冲锋枪。我顿时惊叫道：“敌人进来了！给我往死里打！”
可是我在身上摸了个遍，却没摸着我的配枪。我急得满头大汗，到处找可用的武器。
就在这个时候，有人在我旁边叫道：“王处长！你没事吧？”
我一下清醒了过来，睁眼一看，是石军和陈宏正不解地看着我。我才意识到刚才我是在做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