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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不用宋玉萍提醒，方翰民也知道国家已经废除了企业招收正式职工的政策，红星制药厂将这次招收的新职工界定为合同工，正是对这项政策的响应。
但是，政策并没有明确消除城市和农村的界限，只在乡镇和私营企业实现了农民工与城市职工的一视同仁，至于城市里的集体和国有企业是否允许招收农村人，有关政策并没有明确说法。
红星制药厂虽然只是一家地方国营企业，但规模比较大，在当地很有影响力，因为建厂时间长，干部职工不仅思想保守，而且有一种先天的优越感，方翰民担心招收农民工会遇到阻力，绝不是庸人自扰。
宋玉萍理解方翰民的顾虑，但她认为政策没有明确限制的事情，就等于把决策权交给企业了，“身处大变革时代，你是一厂之长，有些事需要你往前推动。一方面你们不能违背政策，再也不可能招收正式职工了，另外，你又担心厂里的其他人反对招收农村人，这就让你陷入两难境地。你要想清楚，如果企业的用工制度不改变，等于捆绑住你们的手脚，最终什么也做不成。”
由于平时把主要精力用在科研工作上，一有空闲，就坐下来处理行政事务，方翰民确实没有时间考虑企业管理方面如何与时俱进。宋玉萍这番醍醐灌顶的话，让他觉得自己作为厂长，在企业用工政策这类大事上，有必要坚持自己的主张，即使遇到阻力，也要把这项改革往前推进。
在跟人事科长老侯深入沟通后，方翰民召集厂级班子成员开会，讨论招工政策改革方案，侯科长作为职能部门负责人，列席了这次会议。
根据程序，老侯首先传达了企业人事制度的国家最新政策，然后介绍了新项目的招工情况，“按照国家政策，今后所有企业都不再招收正式职工，因为城里人一时难以接受合同工身份，这次招工情况并不理想，计划招收一百五十人，半个多月过去了，虽然有近二百人报名，符合条件的只有一百来人。”
按照分工，厂级领导班子几位成员各管一摊，各负其责，人事工作本来就是方翰民分管的业务，按理说这件事跟班子其他成员没啥关系，由他跟人事科长老侯商量就可以了。但是，组织原则规定，厂里的所有重大事项必须经厂级领导班子集体讨论，才能形成决议，即使方翰民是全厂一把手，也要按原则办事。
每当面对难题，班子里的其他成员都是一副事不关己的态度，方翰民对此早已习以为常，也不指望他们能提出什么有益的意见或建议，只要他拟定的方案能顺利通过，他就心满意足了。
听了侯科长传达的文件精神和新项目招工情况，几位副厂长和总工程师老夏，果然都是一副置身事外的样子，莫非他们在等方翰民拿出方案，例行公事地表决一下就完事了？
指了指桌上的红头文件，方翰民说道：“大家看见没有？政策有所改变，为了落实新的用工政策，这次在招工条例中，明确规定招收的是合同工，现在看来效果不理想。但是，新项目投产在即，计划下个月就要组织人员培训，现在还没招到足够的员工，我认为招工条件应该改变思路。”
总工程师老夏觉得好奇，“按照国家政策招工，还要改变什么思路？”
“侯科长汇报的情况大家已经听到了，国家政策并未明确打破城市和农村的界限，如果沿用以前的思路，把招工范围限定在城市，咱们的新项目将招不到足够的员工。”
“那有什么办法？城市里的年轻人对合同工不感兴趣，难道要咱们央求那些人到红星制药厂工作？”王副厂长虽然不再逃避厂务会议，但每次开会一旦涉及方翰民的提议，他都会提出不同意见，实际上还是想给方翰民的工作设置障碍。
为了表达自己对方翰民的蔑视，一段时间以来，老王故意缺席方翰民召集的厂务会议，虽然方翰民不跟他计较，但时间一长，他在厂级领导班子里的存在感越来越低，老王当然不傻，眼看自己成了班子里的边沿人物，他不仅主动回归厂级领导行列，而且积极参与各种决策，只不过他总是跟方翰民意见相左，其目的就是要让方翰民难受。
王副厂长认为，即使方翰民在工作上不出现重大失误，但让他身陷麻烦之中，一旦身心疲惫，不能自拔，也许他就会主动让出厂长的位置，到那时，老王将迎来上位的机会。
虽然不善于揣摩别人的心理，但老王的目的太过明显，方翰民对他的所作所为早就了然于心。
尽管如此，方翰民排除干扰，仍按自己的计划推进厂里的各项工作，面对老王提出的问题，他十分淡定地说：“除非是红星制药厂需要的人才，否则我们不会央求任何人。”
“有这志气当然好，但新项目需要的员工怎么解决呢？”老王逼问道。
因为事先已经跟人事科长沟通过，方翰民看了看坐在旁边椅子上的老侯，胸有成竹地说：“这就是今天开会的目的，解决新项目的用工问题并不难，只要我们改变一下招工政策的思路，这个问题将迎刃而解。”
老王轻蔑地一笑，“说得这么简单，你能不能告诉大家，到底应该怎么做？”
“打破城市和农村的界限，扩大招工范围，只要符合其他条件，农村城市一视同仁。”
除了方翰民和老侯，其他与会者都以为自己听错了，他们吃惊的表情显得过分夸张，不约而同地问：“什么？你想把招工范围面向农村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