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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清廷发迹于东北，叩关南下，建立帝国，据历史经验，重视陆疆，轻视海疆。康熙晚年曾道“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而沙俄在北方入侵暂时让清廷放松了海疆。
1864年7月19日，湘军攻克天津，标志着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农民，运动开始退潮，大清王朝渡过了覆灭危机。清廷常年作战，割地赔款，也已疲惫不堪，面临崩溃。
此时，西洋列强，沙俄日本，俱穷凶极恶。1865年后，清廷边境狼烟再起，沙俄以“代管”名义，进占伊犁，英吉利从中作梗，支持南疆叛乱，承认叛军阿古柏政权，试图分一杯羹。
陕甘总督左宗棠，七年一剑平定西北。到了1873年，左宗棠终于腾出手来，一边派军进驻河西走廊，一边向朝廷报告，准备进军新疆收复失地。
同时东海硝烟弥漫，1874年新兴日本为转移因改革维新所引起的矛盾，以琉球船民被台湾土著杀害为由入侵。钦差大臣沈葆桢带领中**舰“安澜”和“伏波”等前往台湾，李鸿章也紧急调集淮军唐定奎部6500，人入台，并运去洋炮20门。
清军到来，给予日军强大震慑。日本内务卿大久保利通亲到北京谈判，清廷因西北阿古柏叛乱，中法关系日趋紧张，两广总督吴可指挥手下亲自参与安南内战抽不得身，加上英美法三国调停，决定妥协。
经谈判，中国付给日本白银50万两，日本从台湾撤军。日本的突然举动，震动清廷，朝野哗然，再次引发了举世瞩目的海防、塞防之争。
1874年11月5日，总理衙门递上《海防亟宜切筹武备必求实际疏》，强调海防，提出“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等六项具体措施，请求饬令有关大臣讨论。
11月19日，前江苏巡抚丁日昌请人代递上《海洋水师章程》六条，提出海军分区设防并统一指挥，要设立北洋、东洋、南洋三支舰队，分辖北海、东海、南海三面海域。
清廷将总理衙门和丁日昌条陈交滨江沿海各省督抚及将军讨论，限一月内复奏。时任陕甘总督左宗棠本不在饬议大员之列，但总理衙门因其“留心洋务，熟谙中外交涉事宜”，所以特别咨请其参加筹议。
此次争论，海塞防三种观点，以左宗棠和李鸿章两个实权派之争最为引人注目，两方派系各逞手段在朝堂展开激烈争论。
海防与塞防之争“复奏”期矛盾焦点在于防俄还是防日。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文祥、直隶总督李鸿章、原江苏巡抚丁日昌、浙江巡抚杨昌睿、两江总督李宗羲等共同认定日本“阴柔而有远志”，甚于沙俄，沙俄“志在蚕食，不在鲸吞”，日本却是“志在鲸吞，不在蚕食”。
而醇亲王奕环、盛京将军都兴阿、漕运总督署山东巡抚文彬等认为“各国之患，四股之病，患远而轻，俄人之患，心腹之疾，患近而重”，沙俄是最大敌手，当务之急是“严备俄夷”。
海防与塞防之争焦点在于传统与现实交锋。传统派和洋务派，争论如何救国，是固守封建礼教典章制度，还是学习西方现代文明。以大理寺少卿王家壁、通政使于凌辰为代表的传统派，寄希望“天朝上国”文物制度抗衡西方工业文明，以“天朝礼治文化”应对西方强权政治，指责李鸿章“以夷变夏”是卖国。
而以李鸿章、沈葆桢为代表的洋务派直面惨淡，主张“舍变法用人”。传统与现实之争，是海防与塞防争论的深化，是对政权顶层设计的新思维和新主张。
海防与塞防之争，反映清廷已成“亲贤夹相辅助，主国三公，事权无不下移”的行政体制，军**政大事，集思广益，广泛咨询，由疆臣复奏，海防之议参与者涉及淮系、楚系、南方三督系，守旧派、清流派等不同利益集团。
左宗棠感叹：“臣曾督海疆，重参枢密，窃见内外政事，每因事权不一，办理辄行棘手。盖内臣之权，重在承旨会议，事无大小，多借疆臣所请，以为设施。外臣之权，各有疆界，虽南北洋大臣于隔省事，究难越俎。”
反映出中央与地方关系微妙，集权衰落，权力下移，决策迟缓，处处受制，诸强时常“空言搪塞”，大员不能“内外一心”，谋私利轻国利之风甚重，清廷只能折中“海塞并重”。
晚清边疆危机是海权和陆权地缘政治争夺结果，从阿基里德到亚里士多德都从海军强弱中看到国家兴衰。原本历史上的1890年，美国海军军官马汉提出了系统的“海权论”，指出海权即是利用和控制海洋视为世界历史中至关重要的因素，海上军事力量和和平商贸航行，前者是海权基础，后者是海权目的，二者相辅相成。海权是国家获得世界霸权的基本途径，是国家竞争、敌对和战争暴力的记录，控制世界必须控制海权。
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提出了系统的“陆权论”，倡导联系地理、历史与政治的新地理学，指出“谁统治东欧，谁便控制‘心脏地带’；谁统治‘心脏地带’，谁便控制‘世界岛’；谁统治‘世界岛’，谁便控制世界”。
心脏地带指欧亚大陆的中心和北部，大约900万平方英里的范围，包括东欧和中亚一带。心脏地带没有可通往海洋的水路，是一块联成一体的陆地，除了一些亚北极区的森林，适合陆地力量的机动。
而世界岛指亚欧大陆，是世界政治的地理枢纽地区。海权论和陆权论是西方地缘政治学中最基本的两个理论流派，它们各自强调单一地缘因素的重要性。
不论海权论与陆权论是否客观地解释了世界政治的基本形态，但至少在主观上影响了国家的对外行为。海权论和陆权论都强调强对抗，国家间把海权与陆权的争夺和战争看作是世界政治的核心内容和基本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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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是大陆性的民族，民族的发展是由西到东，却从未进一步向海洋作大规模或有计划开拓。明代以前中国外患集中在东西北，海疆除小股骚扰外较为太平。
清廷晚期被西欧海权和沙俄陆权攻击得毫无还手之力，产生千古未有之巨变，过去的故事现在依旧演绎。
传统中国塞防是西北边防，左宗棠在‘海防’与‘塞防’之争中竭力反对牺牲“塞防”保全“海防”，那时“塞防”主要是新疆，现今又多西藏。新疆，地处欧亚大陆腹地，地理位置重要，既是中国石油蕴量较大之地，又是中亚方向陆路进口油气之主道，聚集了“三股恶势力”。
作为历来是民族迁移交融和多民族杂居以及多种宗教广泛传播的地区，新疆从不是一块太平之地，历史上没完没了的分离、分立和分化现象重复上演，隐患重生。
西藏，作为一块天然屏障，地势险要环境恶劣，有极其重要的地缘政治价值，朝廷重臣魏源曾曰“卫藏安，而西北之境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