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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对越南的侵略野心由来已久。早在1787年，法国传教士百多禄就曾上书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建议占领越南并开辟一条通往中国内地的商路。但直到19世纪下半叶，法国的侵略还只局限于传教和商务方面。”
“1787年，越南的传教士头目阿德兰区主教代表越南同路易十六签订了军事援助协议，准备恢复在越南的阮福映王位。这时法国国内政局动荡，法国国内革命致使这个条约告吹。即便如此阮福映集团还是得到法国的一些军事援助，1802年占领东京，建立了阮朝。”
“阮福映于1808年称帝，同年被朝廷册封为越南王，规定二年一贡，四年一朝。但是阮朝建立不久，内部就危机重重。官吏豪强兼并土地、沉重的赋税杂捐、繁重的劳役、水利的失修，使人民穷困不堪。在阮朝严重危机的情况下，法国加紧了对越南的殖民化过程。”
“19世纪50年代后，拿破仑第三极力鼓吹在亚洲建立“法兰西东方帝国”，进一步加紧了对越南的侵略。1862年法国发动了侵越战争，迫使越南与之签订《西贡条约》，割占了边和、嘉定、定祥三省及昆仑岛。”
“1866年，法国侵略者派遣了一个以海军中校特格拉莱和上尉安邺为首的调查团，溯湄公河及其上游澜沧江而上，进入中国云南地区。他们发现澜沧江滩多流急，不宜航行，而越南北方的红河及其上游元江的航行条件要好得多，便建议法国政府占领北圻。”
“之后法国侵略者公开鼓吹说：“法国必须占领北圻，因为它是一个理想的军事基地，由于有了这个基地，一旦欧洲各强国企图瓜分中国时，我们将是最先在中国腹地的人。”
“1867年，法军又攻占了永隆、昭笃、河仙三省，控制了湄公河三角洲。”
由于京城突发变故，恭亲王临时主持朝政，他对安南发生的战事十分关注，吴可感觉麻烦之余，也乐得将安南故事以奏折方式向朝廷汇报。
只有了解了安南详情，以及法国人的狼子野心，才有可能让朝堂上下达成一致，在对付法国人的事儿上齐心协力。
起码，在两广清军正式介入安南战事的时候，不用担心来自朝堂上的阻力。
要知道，对于安南战事朝堂上可是分成泾渭分明的两派，俗称‘主战派’和‘主和派’。当初慈禧太后执政之时，因为西太后的喜好问题，朝臣们对安南的战事关注并不多。
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嫣，如今恭亲王执政又比较关注安南战事，朝臣们自然要跟上恭王的节奏，对安南发生的混战关注起来。
有了关注自然就有了想法，有了想法以朝臣们的尿性，哪里又少得了他们各自的理解和意见，于是在短短时间内便形成了两派意见。
不仅此次针对安南战事形成了主战和主和两派，自鸦，片战争以来，大清历次反侵略战争中，在朝廷统治集团内部，都出现主战与主和两派。
鸦，片战争之前，朝廷内部分为禁烟派和弛禁派两派，许多大地主、大贵族、大鸦，片商勾结在一起，是鸦，片的贩。卖、吸食和受贿者，他们组成了一个鸦。片输入受益集团，在朝廷中以军机大臣穆彰阿、直隶总督崎善、两江总督伊里布和太常寺卿许乃济为代表。
他们向皇帝提出弛禁鸦，片，主张允许鸦，片合法输入，准令外商将鸦，片照药材纳税，内地种烟、听民自便；民间吸食、一律勿论。还吹嘘“重兴贩而轻买食”符合王者之道，吸食鸦，片的地主贵族大多是“忠良后裔，簪缨世胄，其人温恭尔雅；或富而好礼”，他们吸食鸦，片“非但有凶暴害人之心，亦无狂妄悖理之事，不过如酒色过度而自戟其命耳”，所以朝廷应当以仁爱之心，从宽处理吸食鸦，片者。
而朝廷的有识之士则组成了禁烟派，以湖广总督林则徐、鸿胪寺卿黄爵滋为主要代表，他们痛陈鸦，片的害处“片时之烟，耗费数十日之费，未几，百亩尽消，囊空莫高，富豪之子，转而困厄乞丐者多矣”。
黄爵滋还向朝廷上书，详细阐述了鸦，片大量输入、白银外流、银贵钱贱的严重祸害。林则徐更尖锐的指出：鸦，片泛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充饷之银。坚决要求狠狠打击烟贩烟民彻底断绝烟祸。
狼烟未起，祸起萧墙；禁烟派主战，弛烟派主和。看看凡是英军碰壁的地方如广东、福建等都是由主战派任最高长官的地区，而英军所向披靡的地方如浙江、直隶等大都由主和派任最高长官，他们从心里根本就不愿意开战，所以也用不着作战争准备。
主和派在英军逼近天津时，非但不整军备武，积极备战，反而大肆攻击主战派，认为正是他们的无识挑起战端，并故意夸大敌人的威胁，怂恿皇帝议和。最后软弱无能的皇帝听信了主和派，将林则徐、邓廷祯撤职，改派崎善为钦差大臣去广东议和。很大程度上说鸦，片战争的失败并不是由于英军的强大，而是由于朝廷内部相当大的一部分人根本就不愿打仗，攻击主战派自毁长城。
而在安南内战以及针对法国人的战争中，新的主战派与主和派营垒非常分明，争论异常激烈，对战争进程产生的影响也十分明显。
针对安南战事以及有可能与法国人开战的风险，朝堂上争论不休分成主战和主和两派。主战派的核心人物自然是吴可，另有盟友左宗棠和张亮基，三人的关系亲密自然站在同一战壕之内。
主和派的核心人物则是朝堂上一干顽固守旧大臣，他们似乎被英法联军吓破了胆，根本就不敢与列强作对。
还有湘系和淮系两派大佬态度暧昧，即不支持主和派也不属于主战派，好象对于安南战事没多大兴趣一般，事实也正是如此。
两派对时局的认识不同，对法国的态度各异，可谓径渭分明。
主战派的认识与主张对于法国入侵越南北桥，进而窥伺中国的状况，主战派主张积极备战援越抗法。其理由主要有下列几点。其一，法国侵占越南北桥，威胁中国西南边境的安全。陕甘总督左宗棠指出：“北析尤为滇、粤屏蔽，与吾华接壤，五金之矿甚旺，法人垂涎已久，若置之不顾，法人之得陇望蜀，势有固然，殆全越为法所据，将来生聚教训，纳粮征税，吾华何能高枕而卧？”
另有翰林院侍讲学士陈宝探奏称：“伏念越南之于滇、粤，渡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者也……故今日法军之捷，在越南为心腹之忧，在中国亦岂癣疥之疾哉！”
而主和派却指出，中国尚不具备同欧洲头等强国正面交锋的实力，因此朝廷应该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越南问题。
就在主战派和主和派在朝堂之上争论不休之时，不久之后发生的‘天津教案’，却让朝廷的目光全部转移到临近的天津城中。
1870年夏，天津地区疫病流行，法国天主教育婴堂所收养的婴儿大量死亡，达三四十人之多。关于天主堂神甫和修女派人用药迷拐孩子去挖眼剖心制药的谣言，随即迅速大面积流传开来。
两名拐卖儿童的人贩子不久之后落网，官府在贴出的告示里暗示其行为可能是“受人嘱托”，民间组织“水火会”受到鼓励，开始主动组织捉拿人贩子，不久即捕获一名叫武兰珍的迷拐犯。
经民众严审，武兰珍供称其作案所用迷药是法国天主教仁慈堂所提供。未经核实的消息不胫而走，民众与士大夫群情激昂，乡绅集会于孔庙，书院为之停课声讨，聚集在教堂外的愤怒市民达万人之多。民众与教民口角相争，且向天主教堂抛砖袭击。
仁慈堂修女本拟请民众派代表入内调查真相，但却被法国领事丰大业所阻。丰以一种相当傲慢的姿态猖狂介入，而使得事件陡然升级——丰“像一头受伤的野兽”，迅速带人闯入三口通商衙门和天津府衙门，要求地方大员崇厚、张光藻调兵镇压。遭拒后，丰大业在狮子林浮桥上遇到静海知县刘杰，辩论中，丰开枪向刘杰射击，射死挡前的刘杰家人刘七。
丰的开枪杀人行为点燃了一触即发的民愤。汹涌的围观百姓打死了丰大业及其随从，又冲入法国教堂，扯碎法国国旗，打死法国神父、修女、洋商、洋职员及其妻儿等计20人（包括几名俄国人），以及中国雇员数十人，并焚烧法国望海楼教堂、育婴堂、领事署及英美教堂数所，酿成了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此时的朝廷被连绵不断出现的事故搞得焦头烂额，让一干朝臣无语的是，这一切事情都跟法国人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