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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讲出这个故事之前，为了以后的叙述方便，我先简单说说咱们这个小队伍。如之前所讲，在军区侦察大队的考核中，有五个人被选拔了出来。
黄壮。黄壮是这个“班”里的班长，也是身居职位最高的一位——侦察处长讲过嘛，他就是班里的连职干部。黄壮比我小一岁，是军校出身，他是另一师侦察连里的连指导员，我没听说过他。我印象里的指导员，都是搞政治工作比较拿手，但黄壮却是文武双全的那种类型。
王军英。这人很闷生，什么玩笑话都逗不乐他，据说是个排长。王军英跟我一样，是个老资格，反击战之前就入伍了。他是咱们这个“班”里的副班长。我不是很了解他。
刘思革呢，是队伍里最显老的一个，一块黑脸上堆满了老褶子。但他实际年龄要小很多，八一年才入伍。刘思革私下里懒懒散散，做事也是能拖就拖，像个好吃懒做的混子，不知道为什么会被挑出来。刘思革这人没什么特点，唯一的特点还是那一点：特别显老，容易区分。这人平日里时不时冒两句俏皮话，像极了一个懒手懒脚的老头子。要说夸张点，他看起来就和我们这帮年轻小伙子不是一个年代的生人。
张旗正。张旗正就是我之前说的那个东北兵，训练才开始，他就染上了摆子病，抬出去躺了几天才回来。这人长得敦实，是王军英带的兵，又还会打武术。但他年纪小，我们几个都叫他“旗娃”。旗娃虽然身体壮，会几下拳脚工夫，但显然他不适合南方的山林气候，从飞机上呕吐开始，他这一个月下来就没好受过。
另外一个，就是那中分头学生，邓鸿超。我之前猜得没错，他真是一名学生，并且还是一名响当当的大学生。要知道，“大学生”三个字，在那个年代里，是每个年轻人都想拥有的称谓。尤其是我这种半成不就的“知识分子”。
所以知道了这帮兵油子里混夹进了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后，几人对他的态度就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至少没有人再去嘲笑他的立正姿势不对了。
这位大学生呢，身上倒也没有多少娇气，硬是跟我们一起练足了一个月。就算是把他扔到新兵连练上三月，也不见得会比多少人差。我们就问过他，这知识分子不搞学习，怎么被送到荒山老林子里来了？
他自己也不知道。说是在学校里待得好好的，就见部队里来了人，来人说，经某某教师推荐，需要他的专业技能，让他随一趟军。部队给出的条件很丰厚，邓鸿超就答应了下来。然后呢，和我们一样，一路飞到了边境。
但这趟“随军”到底要随到哪里，他自己也没问出来。
“我要是知道随军是要随进山里边儿，打死我也不来。哎，这还不算，教官说还得送我们去更远的地方，那该是多艰苦的地方啊……”邓鸿超捏了捏眉毛，摇头叹气。
终于，在训练结束后的第二天，李科长口中的“更远的地方”，终于定下了桩。那天，黄壮黄班长被李科长叫上，坐着军卡车开出了大山。转天中午刚吃了饭，我们正在哨所里抽烟聊天时，就听到外边儿的哨兵说，军卡车开回来了。
果然，没多久就见黄班长走上了山头，他取下军帽，对我们讲：“全部回帐篷里，任务来了！那个，邓鸿超，你下去一趟，李科长单独找你。”
邓鸿超下了山头，我们剩下的四人跟着黄班长，一路走回了林子里的营帐。黄班长动作很急，他在营帐里扯出了一块雨披，就地铺下。林地里坑洼不平，黄班长单膝跪地，平抚雨披，他抬头对我们讲：“都围过来，快！”
只见他从衣兜里取出一张地图，展开后铺在了雨披上，然后屈脚而坐。我们学着他的样子，在地图旁边围了一圈。
“任务很急，今晚就要走，我先简单给你们过一遍。”说着他又掏出了一支铅笔，头也不抬的指向地图。五人坐直了身子，等着他继续讲下去。
“我们这次的任务呢，其实很简单。用不着摸哨，用不着伏击，更不用抓俘虏，甚至说，还用不着开枪。”黄班长抬头扫视着我们，眼神里透着一股兴奋劲儿。
东北兵旗娃立马就接话了：“那要整个啥，难不成是要搞军区联合汇报表演？”
黄班长低回头，手中的铅笔贴近了地图，不再跟我们卖关子。几人的眼神也跟着铅笔抓了过去，只见他用铅笔在地图上的两个点之间缓缓、来回地移动着。
“大概是从这里，到这里——”黄班长顿了顿，“再从这里，回这里。”
“任务大概就是这样，我们要走一趟远路。”黄班长收回了铅笔。
地图里尽是密密麻麻的等高线和数值，没看清他比划的是哪块区域，也读不出这一比划到底有多远。身旁的刘思革歪歪头，也想努力看清地图。他丢掉烟头，问：“不可能就玩儿溜溜的干走一趟吧？”
黄班长丢下铅笔，看着他说：“当然不是，我们啊，要越境，要进越南，虽然不是收集情报，也不是斗越南特工，但也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