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开元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秦谜梗概,复苏文学,www.fusu8.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4/1-200604032341155.jpg"/>这是我写的一本历史推理书。
几年前，我出版了新形式的历史再叙事《复活的历史：秦帝国的崩溃》（2007年，中华书局。后来做了增补，改名为《秦崩：从秦始皇到刘邦》，2010年由台湾联经出版。2015年，再增补加注，由三联书店出版），按照预定的计划，我开始着手写第二部：《复活的历史：汉帝国的诞生》（其前部《楚亡：从项羽到韩信》，2013年由台湾联经出版。2015年，增补加注，由三联书店出版）。殊不知，鬼使神差，因缘际会，我竟然先写成了这本历史推理，自己也感到意外。
写历史推理，是多年以前就有的想法。
我入史学之门，算是科班正途，进北大历史系，从考证开始起步，经过人物评论、事件原因探索，一直到史学理论，一步一个脚印，从基层走到高层，经历了一个难得的完整过程。因为喜好哲学，遇事爱寻根问底，历史是什么，历史学又是什么的终极问题，始终是我的关怀。毕竟是千古的疑难，怕要求索一生。退而求其次，考证是什么，考证的原理在哪里？也一直吸引着我。多次实践以后，渐渐悟出些道理来了，考证的基本思路，就是基于证据的推理。
基于证据的推理，不仅是历史学的思想基础，也是科学的思想基础。历史学与科学之间，在基础的部分有相关的交接点，实在是使我感到高兴，因为我曾经有过做科学家的少年梦。我爱读侦探小说，最钦佩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那种智慧的冷峻神态、瘦长的敏捷身姿，很使我着迷。侦探小说读得多了以后，对于侦探们的思路，也大体看出门道来了，同样是基于证据的推理。
侦探小说发端于英美，经过日本人的改进，发展成为体裁广泛的推理小说，内容也由单纯的刑警破案扩充到暴露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江户川乱步、松本清张、森村诚一、东野圭吾……众多的推理作家，宛若灿烂的群星，使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我到日本以后，注意到一个有趣的事情，这些写侦探小说的名家们，不少人喜好历史，特别是古代史。他们不但用古代史做题材写侦探小说，有些人还直接介入到古代史的研究中来。报纸电视关于古代史疑问的讨论，常常是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侦探小说家同堂共议，争锋斗智，那种融汇文学和史学、结合实证和推理的动人景象，在中国是未曾见过的。
着名历史学家周一良先生不仅是中国古代史的大家和日本史的专家，也是侦探小说的爱好者。他读了日本推理小说家高木彬光的推理小说《成吉思汗的秘密》后有所感，专门写了一篇文章，题作《日本的推理小说与清代的考据之学—— 一种文化比较》。在这篇文章中，周先生结合自己读书治学的体验，指出了推理小说与考据之学间有相通的内在联系，二者在基本思路上相同，都是基于形式逻辑的推理。
周先生是我所敬仰的老师，读了他的文章，加深了我的感悟。我进而想到，不管是在欧美还是在日本，侦探小说都颇为流行，是得到国民喜爱的通俗文化。反之，在中国的流行文化中，没有发达的推理小说，国民喜爱的方向，偏重在神怪武侠。神怪武侠是非逻辑的自由遐想，那种上天入地、出神入化的超脱和飞跃，不由得让我想到庄子的无拘无束，道家的自然自由。诸子百家中，唯有名家是讲思辨、重逻辑的哲学派别，经过秦始皇的焚书、汉武帝的尊儒以后，两千多年来是断绝了。这种断绝，对于中国文化和国民心理的影响，不可不谓久远深长。
诸子百家是中国文化的源头和根本，是人类脱离鬼神迷信之后的东方理性觉醒，其丰富的内涵和无限的可能，先被政治专制的焚书打断，后被文化统制的尊儒阉割，从此偏离多元的方向，失去了自由与活力，实在是两千年来中国文化的不幸。痛定思痛后的当今中国文化，其最大的课题，就是回到古典，重铸文化，在诸子百家的根上，嫁接现代的普世文化，发展出融汇古今中外的新文化来。
历史是文化的核心，历史学的开拓也是文化的课题之一。于是我又发奇想，是否可以在考据学的传统之上，参照推理小说，发展出一种新的表现历史的形式？我由此有了历史推理的想法。
我是理论脱离实际论者，承认任何理论与实际之间都存在着差异，而这种差异，正是人为努力的所在。理论先行，有了想法以后，我开始着手实践。历史推理的内容，当然是历史上的疑案。在古代史领域，到处都是难解的疑团，大到夏王朝是虚幻还是真有其事，小到秦始皇的父亲是子异还是吕不韦，大凡是可以做考证文章的题目，都可以成为历史推理的题材。问题在于形式，寻找合适的形式成了写作历史推理的关键。
我试图学习侦探小说的手法，设计一位宛若侦探的历史学家，引导自己的学生们出入古今，破解古史之谜。如此深入下去的结果，自然走向了推理小说的方向，在增加了趣味和自由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削减了历史可信度的传达。我希望坚持历史学本位的立场，侦查的疑案就是历史学的问题，证据一定要真实，推理一定要合理，可以构筑，但不能编造。虚构人物的推理小说的方式，不是我当下追求的目标。我暂时放下了这种写法，将原稿封存，留待将来做别的用途。我将注意力转向题材，期待内容能够提供形式的启示。
我在写作博士论文《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的时候，曾经明确了一个重要的史实：创建了汉帝国的刘邦集团，它的上层，多是出身于楚国的军人，数量虽然不大，却是集团的核心部分，我称其为楚人集团；它的中下层，多是出身于旧秦国的军人，数量最大，构成集团的外围和主力，我称其为秦人集团。顺着这条线索，我在整理项羽之死的历史时，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情。垓下战败，项羽溃围脱逃，一支汉军的骑兵部队奉命追击，终于在乌江岸边置项羽于死地。项羽死后，有五位汉军骑士各自夺得了其遗体的一部分，都被刘邦封为列侯。这五位骑士，无一例外都是出身于关中地区的旧秦军将士。其中的一位叫作杨喜，他的第五代孙子杨敞是司马迁的女婿，曾经做过汉朝的丞相，与司马迁有多年的交往。《史记·项羽本纪》中关于垓下之战和项羽之死的纪事，因为都出于杨喜的口述，所以栩栩如生，真实得让人生疑。 <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4/1-2006040323412O.jpg"/>兵马俑面部 <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4/1-200604032341O7.jpg"/>站俑
李开元教授认为，兵马俑的原型为秦帝国的京师军。当日在垓下追击项羽的五位汉军骑士，皆为出身于关中地区的旧秦军将士，他们的身影，或许就在兵马俑中。
这段历史的澄清，不仅印证了我对刘邦集团地域构成的发现，也坚定了我打通文史哲，师法司马迁，以《史记》为蓝本写历史叙事的决心。我进而联想到兵马俑，这是一支以秦帝国的京师军为原型塑造的地下军团，那些追击项羽的旧秦军将士们，甚至是杨喜等五人的身姿，说不定就跻身于其中？兴奋感动之余，我用自己熟悉的形式，就这个题材写了两篇论文，一篇题作《兵马俑与项羽之死——秦京师军去向探微》，在“秦俑学第六届学术讨论会”（2004年，兵马俑博物馆）上发表，后来刊载在《秦文化论丛》第十二辑上。另一篇题作《论〈史记〉叙述中的口述传承——司马迁与樊他广和杨敞》，在“纪念司马迁诞辰2150周年暨学术讨论会”（2005年，陕西师范大学）上发表，后来刊载在《周秦汉唐文化研究》第四辑上，算是两份历史研究的学术成果。
兵马俑与项羽之死的内容，被与会的记者报道，经过报纸和因特网的转载，受到历史爱好者的广泛关注。一位长辈告诉我，他在火车站的消遣杂志上看到了相关的文章，候车时买来打发时间。我去年暑假到安徽实地考察，从垓下经过东城到乌江，一步一个脚印地追寻项羽之死的踪迹。在乌江“项羽祠”出售的旅游书上，我也看到了相关的文章，买来作纪念。当然，这些文章的作者都不是我，而是各种层面上的爱好者们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的改写和再改写。
在得到上至学会下至娱乐小报的反馈以后，我再一次感到历史的神秘，感到真实的历史，可以比虚构的小说更精彩；追求历史真相的乐趣，可以由专家与大众共享，专家和大众一样，都有一颗好奇的心。我由此想到，既然是专家与大众都感兴趣的内容，与其由外行的爱好者来改写传布，留下浅入误出的诟病，何不由专家自己来深入浅出地传播？受到新的刺激后，我开始考虑以项羽之死为题材，以已经写成的学术论文为基础，再一次尝试历史推理的写作，希望大众看得有趣，专家不会摇头。
写作的过程断断续续，停停写写，持续了好几个月，结果是失败了。尽管有好的题材，却找不到好的形式，我无法脱离学术论文的框架，另外写成一种既能使大众感到有趣，也能使我有心写下去的新东西。我很有些灰头灰脑，怀疑自己是否走火入魔而为贤者笑，我又一次将历史推理的想法束之高阁。这一次，我将历史推理从我的历史学构想中作了删除，排除到历史学之外，干干脆脆来了个一刀两断。
古来贤者说，有所失才能有所得，有所不为方能有所为。不再受历史推理困扰的我，于是将有限的精力，集中于历史叙事的追求。感谢神明的眷顾，我竟然在失落的地方有了收获，在思维的推理上增添了实地的考察，在冷峻的逻辑上增添了移情的体验，在问题式的求解外追求历史的自然流程，终于找到一种自己满意的形式，完成了《复活的历史：秦帝国的崩溃》。
那个时候，我再次思考了自己的历史学构想，确认了历史研究、历史理论和历史叙事的工作布局，准备顺着这个三合一的方向，驾轻就熟地顺流而下了。历史叙事，以“复活的历史”为系列进入汉帝国；历史研究，围绕取代军功受益阶层的诸种新集团，进入西汉中后期；历史理论，将《历史的镜像》整理出来，由知识论进入本体论；然后是诸子百家、茶文化、生死观、神明和花道……又是思想先行的宏大计划。
思想总是走得太快，行动永远落后于计划，一些意想不到的因素，不时将我的计划打乱。《复活的历史：秦帝国的崩溃》出版于2007年4月，大概是在同年2月，《21世纪经济报道》读书版的编辑李二民先生来信约稿，说中央电视台将播放长篇电视连续剧《秦始皇》，希望我就历史上真正的秦始皇谈谈看法。我一口应承下来，没有丝毫的犹豫和踌躇，反而有正中下怀的愉悦，因为长久以来，秦始皇的事情一直憋在我的心中，成了纠缠不去的情结。
我写《复活的历史：秦帝国的崩溃》，最初是从秦始皇的出生开始写的。当我将所有有关秦始皇的史料仔细地过了目，将有关的主要研究论着浏览以后，我惊奇地发现，两千年来，秦始皇是一位被严重误读了的人物，不仅他个人被误读，秦帝国建立前和秦帝国崩溃后的整个历史背景都被误读了，有关他的一生，可以说是迷雾重重。
作为历史学家，作为秦的子孙，我几乎迫不及待地想将所有的迷雾澄清。不过，澄清历史迷雾，破解历史疑难，锐利的武器是历史论文而不是历史叙事，这就将我置于形式和内容不能两全的矛盾处境：要从秦始皇开始叙述，就得先写论文澄清史实。经过反复试行和多方思考以后，我决定放弃秦始皇，改从汉高祖刘邦开始写，历史叙事先于历史论文。
从结果来看，我的这种选择是成功的。秦始皇生于公元前259年，刘邦生于公元前256年，他们是同时代的人。在秦帝国时代，刘邦是一介草民，他的生活圈子有限，有关他个人的史料比较多而且比较可靠，从他入手不但便于叙述，也可以比较完整地展现出当时民间社会的风气，收到了由下而上复活秦帝国崩溃过程的效果。当然，由于我的这种选择，澄清秦始皇种种疑问的课题，就被搁置下来，我在叙述秦帝国崩溃的时候，对于相关事情不得不有所回避，甚至闪烁其词。最大的遗憾是，我因此无法对秦始皇的一生功过和秦帝国崩溃的原因，作盖棺论定的结语。
《21世纪经济报道》的约稿，给我提供了一个宣泄的渠道，我一气呵成，接连写了三篇长文，分别以《秦始皇的生父之谜》《秦始皇的后宫之谜》《赵高变形记》刊载在该报上。报纸是大众媒体，对于文体有特殊的要求，论文的形式肯定是不合适的。为《21世纪经济报道》写稿的时候，历史推理的想法又一次在我心中死灰复燃，于是我借东风，将写论文的内容，按照纸媒的要求，用一种破案解密的形式写了出来。结果是读者有好评，我自己也喜欢。文章传播开来以后，不断有各种媒体继续邀约我，使我欲罢不能。
也许是随波逐流，也许是顺水推舟，经过彷徨和反复，大概是在2007年11月，我正式决定将《复活的历史》第二部放下，借媒体的邀约为动力，接着三篇报纸文章的余势，再一次挑战历史推理，以研究课题的内容为底本写一本大众读物，将笼罩在秦始皇身上的迷雾一一清除。11月中旬，我草拟提纲正式动笔，2008年3月底写成初稿。6月初，接到东方卫视的《世说新语》栏目的邀请，按照电视讲座的要求再次改稿。8月底到上海录制节目，9月底回到日本。10月6日到24日，节目以《秦史谜案》的题目播出。节目播放以后，我又根据播放的结果总结得失，按照出版要求，补充内容，完成本书的定稿。11月29日，我将最后一章改定完毕，发送出版社，终于交出了自己认可的完稿。
由于本书的完成，历史推理在我的工作布局上复活。我所追求的历史学，不但综合了历史研究、历史叙事和史学理论，成为一个有科学基础的人文历史学，也因为增添了历史推理而进入大众领域。
这样的结果，不但了结了我的一桩心事，使我得到更多朋友，也坚定了我对文化资源学的看法。历史是一种文化资源，既可以为研究所用，也可以为教育所用；既可以为大众娱乐所用，也可以为旅游经济所用。历史学的领域，可以步步拓宽，应当与时俱进。
在东方卫视播放的《秦史谜案》讲座中，我自己拟了一段提纲挈领的宣传文字。这段文字，体现了本书的理念，我自己也很喜欢，在这里摘录下来奉献给读者朋友，作为结语的收场：
<*lockquote>历史是永恒的谜，因为我们不能再回去。如果我不能给你提供最准确的史实，我将给你提供最合理的推测。
最准确的史实，是近于美的真；最合理的推测，是近于真的美，都有不可取代的价值。 </*lockquo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