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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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氏家族·
雕刻高贵与典雅
家风里的性格基因
历史的长河缓缓地流淌，带走了多少不为人知的经历和故事，留下为数不多的几颗璀璨的宝石，成为后人感慨评说的经典。其中，有一个家族在属于他们的那个时代里已是光芒万丈，时至今日依旧光彩熠熠，这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宋氏家族。
宋氏一家，父亲宋耀如和母亲倪桂珍培养出了三双儿女，均可称得上是人中龙凤，他们甚至影响着整个民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而宋氏家族也因此被称为“民国第一家族”。
一个家庭里偶尔出现一个社会精英，也许除了见识、素质之类因素外，多少还得靠些运气，但如果一个家庭里的儿女均能长成出类拔萃之才，进而使得整个家族名望大增，甚至于名扬后世，那便不是“运气”二字可以轻描淡写地概括得了的，唯一合理而令人信服的解释便是“家风”使然。
家，父母为长。宋氏家族能成为“民国第一家族”，这在很大程度上拜宋耀如和倪桂珍这对伉俪所赐。尽管子女们后来更多地基于婚姻的因素而步入中国政坛的中心，但是他们长大成人期间，从这对父母那里学来的善良、聪颖、敏锐、落落大方、宠辱不惊等品德和气质，都是不可复制的宝贵财富。
和很多家庭不同，宋耀如没有如同老夫子一般，拿着一本家训刻板地训导自己的儿女如何处事、如何为人，相反，他放弃了那些陈腐的规矩，转而用自己的经历和故事给孩子们树立了一个令人鼓舞的励志的榜样，而他本身便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
年幼的他出生于海南文昌，原名韩教准，后来过继给舅父，改姓宋。
出生在著名的侨乡文昌，为了生存，宋耀如年幼时便随着乡里人漂洋过海到大洋彼岸谋生。国外漂泊无根的生活和在当地目睹的种种不公正，看在年纪尚小的宋耀如的眼里，让他感觉十分刺痛，但这却练就了他超越年龄的坚忍和毅力，更催生了他改变命运的渴望和动力，转化在实际行动上便是对学习知识的渴求。几经辗转，宋耀如进入梦想中的圣三一学院学习，这是他人生里至关重要的转折点。
也正是这样的经历，使得宋耀如对他的孩子们，无论男女、无论何时都致力于让他们接受最先进、最入时的教育。他认同西学，对孩子们接受西方教育持认同、支持的态度，这和当时很多思想禁锢、崇尚四书五经的家庭相比，显得十分宽容。在那个中西合璧的大时代里，身为父亲的他独具慧眼，为孩子们选择了极为超前的学习方式，为他们步入社会以后逐步成为佼佼者奠定了坚实的知识基础。
所谓家风，一家之长首当其冲。比起那些整日对孩子耳提面命，成天嚷嚷着孩子不成器，而自己却毫不起眼的家长而言，宋耀如是一个典范，他用坚忍的刻苦和非凡的毅力让自己无可争议地成为一个榜样，一个令孩子们心悦诚服的榜样，进而寓教于日常生活中，让孩子们受益于自己的经验和阅历，这才是王道。
宋耀如在圣三一学院学习期间，以惊人的记忆力和超强的学习能力，给当时教授过他课程的老师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短时间内从零基础开始学习，转而掌握拉丁文、希腊文，熟练英文读写和数学，这样的挑战为他摘取了“聪明的中国星”的美誉。
父亲的这些经历后来悉数传到了孩子们的耳中。可以想象，他们在知道自己和蔼可亲的父亲有如此骄傲的经历时，除了对他更加崇敬以外，还会萌生出一份效仿的动力，而这同时也是传承开始的原点。当很多人惊讶于他的第一个孩子宋霭龄五岁时，便能用流利的英语在教会学校里开始独立生活的时候，除了惊叹一个小姑娘的不同凡响以外，更多的是对宋耀如言传身教的影响大为赞赏。
在宋氏家族里，基督教是他们共同的信仰。1880年初冬的一天，渴求进入圣三一学院学习的宋耀如成了一名基督教徒，因为当时的基督教徒在当地享有接受教育的权利，这是他梦寐以求的。基督教除了给予宋耀如学习的机会、全新的信仰以外，还给予他生命里珍贵的爱人，这个人就是倪桂珍。
受到家族的影响，出身名门的倪桂珍很小便开始信仰基督教，虔诚之情与宋耀如相比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在某种程度上成就他们之间天然的默契，就连他们的相见也是在充满神圣向往的教堂里，弥漫着悦耳动听的教会音乐。
倪桂珍出身名门望族，殷实的家境让她从小不愁吃喝，还从五岁就开始学习汉字和书法。从进入女子学校算起，倪桂珍的成绩一直都是名列前茅。值得一提的是，她是那个时代为数不多的会弹钢琴的女子。
作为这个新家庭的女主人，倪桂珍是非常称职的。她竭尽全力支持丈夫的事业，尽心尽力地养育他们的子女，无论贫穷或是富有她始终对生活充满敬意，并且将自己在教义中汲取的善良、谦卑、公正、慈悲悉数传授给自己的儿女们。
宋家的孩子们，尤其是三个女儿，一直被宋氏夫妇视为掌上明珠。在他们位于虹口的小楼里，母亲的聪颖、智慧成了闪耀在女儿眼中的星星。宋氏夫妇一同成了她们人生的启蒙老师。三人在尚未踏入社会之前，就以成绩出众而闻名。她们毕业以后步入社会，渊博的学识和超凡的学习能力仍使他们终身受益。
宋氏夫妇的努力和奋斗不仅为孩子们创造了殷实的生活条件，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精神世界始终是充盈而丰富的，这让儿女们时刻都能感受到源自父母的深刻而温暖的爱。这一点，对于任何一个家庭来讲，都是至关重要的。若干年后，他们的孩子回忆自己的父母时，经常挂在嘴边的话便是：“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仍给我们以快乐而舒适的生活。”
学习是有形的，或许是一本书，或许是一首歌；学习又是无形的，可以是一种爱好，可以是一种习惯，更可以是一种精神。在那个思潮涌动、知识和主义一起日新月异的时代里，虽然借助倪家的声望和广泛的社会关系，宋耀如将自己的社交才能和过人的胆识发挥得淋漓尽致，但是他却从未放弃持续学习的习惯，并以此来探索改变命运的道路。
显然，宋耀如把这种精神传承给了他的孩子们，在父亲宽大的臂膀下，他们可以无畏地去接触一切新鲜的事物，并从中获得知识和力量。其中将这种精神发挥到极致的便是宋庆龄，她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事业，这本身就是一种令人敬佩的探索精神。
古人云“上不正，下参差”，的确不无道理。其实并不是所有家长都要做到成绩显赫、功勋卓著，但至少也应该是个品性高尚、德才兼备之人，否则教无以出、育无以施。所谓“三岁看大、十岁看老”，每一个孩子性格的形成都在生命初绽的那几年，而与他们日夜相处的父母则是责无旁贷的启蒙导师，而孩子长成什么样的人反过来又是映出父母品德的一面镜子。
从遗传的角度讲，孩子性格的形成受到基因遗传的影响是科学合理的，但是，相比较而言，后天的培养显得更为重要。宋耀如对民主思想炽热的追求以及由此而来的对革命的毕生倾注，是他除了传授知识以外，对孩子们又一个重要的影响。
清末，腐朽的封建王朝在风雨飘摇中垂死挣扎，当很多中国的普罗大众身处乱世，对自己、对未来充满迷惑，完全不知何去何从之时，宋耀如却将自己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传递给了他的孩子们。宋家的孩子们虽然年纪尚小，却早已听闻了许多诸如“共和”“民主”“革命”之类的新鲜事物。
宋耀如崇尚林肯“民有、民享、民治”的思想，对此倪桂珍也十分认同，在这个前提下，宋家的家庭氛围里一直弥漫着一种强烈的寄予，那就是希望这些子女们能立志长成像林肯、华盛顿一样的人物，为唤醒国人做出一番贡献。后来，宋耀如认识了孙中山，并与之结为挚友，很快成了他热情的支持者和追随者。尽管当时的孙中山被清廷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但在宋家，他却是备受尊重和欢迎的革命家。
基于这一点，宋家的孩子们很早就在浓烈的爱国主义熏陶中培养了难能可贵的民族气节，尤其是宋庆龄，这些来自于父亲的不屈不挠、不畏艰险的精神气质以及家庭环境里对民主主义的崇尚和信仰，对她日后呈现出来的崇高品格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虽然父母的普世价值观和择友观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极具个性化的选择，并无明显的对错之分，但是，从孩子的角度出发，有时父母的选择会在不经意间直接决定了他们未来性格的色彩。比如，一对开朗健谈、生活态度积极向上的父母，他们的孩子几乎很少会与内向、忧郁之类的词汇联系在一起；而一对整日棋牌不歇、酗酒赌博的父母，他们的孩子却很容易在尚未涉世的年纪便认可了这些陋习，进而习以为常，严重的还会演变成自己的习惯。
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宋氏夫妇的交际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对孩子们日后走上政坛、成为影响中国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烙下了深刻而久远的印记。
父母的不同教育特色
在中国传统的家庭教育观念里，“严父慈母”是最惯常的表述方式，千百年来，父亲和母亲的分工似乎已经被这样定格，大家对此也都习以为常了。然而，在宋氏家族里，宋耀如和倪桂珍夫妇却呈现出另一番与众不同的教育景象。
在宋家孩子们的眼中，母亲是严厉的，这种严厉从思想高度化为生活里的细枝末节，而这样具体翔实的规范，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他们行为的准则，他们的不少品行，比如勤俭、克守、诚实等，皆形成于与母亲相处的那段日子。倪桂珍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这一点让她自始至终都恪守她所信奉的教义十戒，因此，她是善良的，不仅对她的亲人、朋友如此，对周围的那些身处困苦、需要帮助的人也是如此。她对慈善事业十分关注，那些受到她帮助的穷苦人甚至将其称为“世界上最好的女人”。后来宋氏三姐妹对慈善事业的热衷和积极推动，其思想启蒙很大程度上便来源于此。
与此同时，她又是个性极强的人，对于很多事情她都是说一不二的，有时甚至要求男人都要听她的话。亲友们对她的回忆均会提及的一点便是：她不但心肠很好，而且“很严格，个性很强”。
倪桂珍的个性与她的成长经历不无关系。在父母的爱抚中长大成人的她自小便胆大过人、处变不惊，这在同龄女孩子里是十分少见的。据说，有一次她和妹妹在桥边玩耍时，偶然遇上带着狼狗和恶仆的小混混调戏非礼，倪桂珍非但没有被吓得抱头乱窜，反而厉声相对，一直相持至校警赶来，最终小混混不得不灰溜溜地逃走。这样的胆识不要说在当时的社会，即便是在今天，也是令人啧啧称赞的。
由于父母的开明和鼓励，加上倪桂珍早早便接触了先进的教育，因此她很有主见，而且敢作敢为。在那样的年月里，社会的审美仍然十分畸形地崇尚“小脚之美”，女孩子长到一定的年纪就要面临缠足之痛，以可怕的经历和泪流满面的代价来换取一双“三寸金莲”。倪桂珍的妈妈、姐姐们都顺从了这样的审美观。而她则不然。先是借着生病的缘故，后是对封建礼教一点也不客气的反抗。总之，倪桂珍为自己留下了一双舒适的“天足”，并且毫无顾忌地将其保留了下来，使得“宋家几代以来都使妇女享有平等的地位并且都不缠足”。
显然，宋氏家族的孩子们遗传了她的个性，尤其在女儿们的婚事上，尽管父母反对过、批评过，甚者两代人为此激烈地争执过，但最终，女儿们强烈的个性都让她们坚持了自己的选择，母亲的影响显而易见。
在宋家，母亲是一个绝对的权威。她对儿女们的要求向来都是从严、从实，这与宋耀如的慈爱、随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倪桂珍从来不允许自己的孩子出现饮酒、赌博、撒谎等不良的行为和嗜好，并且从来都不放纵他们有任何越轨的行为。人们常说“养不教父之过”，但倪桂珍却认为“养不教父之过，也是母之过”，正是这样的思想才使得她对自己的孩子们始终严加管教。
著名作家埃尔默·特·克拉克在他所著的《中国的蒋家》里将倪桂珍的这种教育方式称为“斯巴达式”的教育方式，其由来与古希腊时期斯巴达人的英勇、刻苦、勤奋的品质特征相关。倪桂珍的教育并不停留在嘴上，还身体力行地独自教授他们各种自己擅长的技能，比如阅读、音乐。宋家的孩子们曾这样回忆道：“母亲单独教我们阅读和演奏音乐。她跟我们一起吃了无数的苦，但心平气和地忍受了这一切。”
“心平气和地忍受”，这样的描述将一个善良、坚韧、对孩子充满爱意的形象刻画得惟妙惟肖。这是每一位母亲都应具有的积极的生活态度。生活中琐碎的事情很多，大多数女人在成为主妇时，尤其为人母之后，会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一个“怨妇”，终日郁郁寡欢，或唠唠叨叨，那些乐观开朗的美好便被这样一分一毫地消耗殆尽。但是，这终究是不好的。要知道，任何抱怨都于事无补，不仅不利于孩子的成长，反而会把这些消极情绪传递给他们。倪桂珍深谙这个道理，所以选择了用自己的忍耐和克制为孩子们树立温婉平和的形象。
查理长期生活在美国，因此他对西餐十分喜爱，而对于吃着中国菜长大的倪桂珍来讲，要做出一餐美味可口、像模像样的西餐来着实有些为难。然而，她却认真地克服了这些困难，并且使自己成为一名出色的西餐厨师。
